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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林]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
  作者:李祥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7-04 | 点击数:35302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六章)道家哲学的这一命题,即是上古社会极具权威性和统摄力的“女性独体生殖”这原始生殖文化观念在后世的折射。母亲虽然是女性(阴),但她既能生儿(阳)又能生女(阴),这才是老子学说“一生二”的正解(关于“道生一”也就是“道生阴”,见下文)。这又多少使人想起古希腊人的一种观念:“阴阳人则是月亮生出来的,因为月亮自己也同时具备太阳和大地的性格”。(见柏拉图《会饮篇》)母生子女或阴生阴阳观念,在崇尚女性的原始人心目中,又具象化为“羲和生日生月”的美丽神话。按照神话思维的规律,我们未尝不可把“羲和生日生月”视为“女娲抟土造人”的某种引伸。(由此引伸,又隐约可睹先民将女娲崇拜从人类大祖母推向宇宙缔造者所作的努力。只不过,这种崇拜演化由于父权社会取代母权社会而湮没无闻或未能成熟,随着后世神话中开天劈地的男神盘古登场,古老的女娲仅仅被定位成了“炼五色石”补天的女神,犹如她在男性皇权神话系统中只能是辅佐羲皇治理天下的“阴帝”一样。)母系社会中,生养子女的伟大神圣职能决定了女权的中心地位,那是女性作为社会主角的能力证明和理由所在。随着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作为传统的“母生子女”原型的置换变形又附会出了“父生子女”的种种神话。如《山海经·海内经》载“鲧复生禹”(屈原《天问》作“伯禹腹鲧”),复通腹,意思说大禹是从其父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归藏·启筮》云:“鲧殛死,三岁不腐;副(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古希腊神话中,也有天父宙斯劈开头颅生出女神雅典娜的故事。(显然,这是一个有跨文化意味的古老神话意象,它指证着人类历史上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事实。)“母生女子”在母系氏族时代受到普遍尊敬,父系社会里尽管取代女性而居社会主角地位的男性并无自然赋予的怀孕分娩能力,但为了证明父亲也同母亲一样能干伟大以树立其权威,才编造出了父亲亦能生养子女的神话。这神话,令人看来荒诞可笑,但在先民心中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实用功利目的。表面看,“父生子女”是对“母生女子”在观念上的逆反,实际上,前者只是后者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一种翻版。从母系转向父系时代的人们偏偏编造出这种神话而不是其他,一方面固然表现出长期受制于母权话语下的男权渴望自主自立的强烈意识,一方面又说明了命定耳濡目染于母权文化语境里的人们一条腿虽已迈向观念的新天地,但另一条腿仍留在传统的门槛内。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原始土著“产翁”风俗的析说,亦有助于读者理解上述问题。按此习俗,妻子分娩后,丈夫要在产褥上表现种种生产的痛苦并遵守相关禁忌,妻子反而若无其事地住在一起。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可谓“女人生子,男人坐月”。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该习俗实质上涉及一种“已消失的情境,就是从母权转变为父权的设想的阶段。在这阶段中‘产翁’是被认为靠了它象征的托辞来肯定父亲的地位。”通过这种丈夫仿效妻子生子的象征性仪式,原本从观念上被放逐在生殖王国外的父道方“赖传统而成立”。(11)这摹仿,在母权制时代可能是被动的,在父权制时代则可能是主动的。从“产妇”到“产翁”,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是一种“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而从“产翁”风俗到“鲧腹生子”神话,又不难看出精神上的一脉相通。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就中国古代生殖文化原型的演变作一小结:“双性对偶生殖”原型迟于“单性独体生殖”原型,而作为“单性独体生殖”原型的两种表现形式,“男性独体生殖”又晚于“女性独体生殖”。明乎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女娲与伏羲的主从关系、准确把握华夏诸多神话中孰为真正的始祖神话,很有必要且大有裨益。
 
三
 
确认了女娲作为人类大祖母的女神地位,接下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理性觉醒时代三闾大夫对天所发之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屈原《天问》)女娲造人神话虽自汉代以来始见明确记载,但从屈大夫此问可以推知,该神话在先秦时期已见流行。不然,《天问》中涉及诸神事迹,何以惟独女娲偏偏问其“体”是由谁创造的呢?关于女娲来历,现存中国神话里乃告阙如,我们不妨借鉴西方神话作一些合理推测。这推测之所以可能,就因为各民族心理原本具有共通性,在受神话思维支配的先民原始世界里尤其如此。就神话思维的发生、发展而言,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生产力和智力水平的近似,因此在创造种种反映人的生活与意愿的原始神话时,完全有可能产生不谋而合的思维形态。正如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序》里提醒的,“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通。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恩格斯在《爱尔兰史》中亦指出:“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也就越多。……这一种或哪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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