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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平]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王东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5 | 点击数:11955
 
4.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从文献资料看,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记载,但也记载着敌视、仇杀与战争。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总的说来,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按阶级划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尽管各民族中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人民是要和平相处,要友好往来的,所以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应该是友好往来;另一观点认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民族压迫是民族关系的本质所在,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所以民族矛盾和民族间的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1](P311)两种观点都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以理论为依据, 从50年代到70年代,争持不下。在多年来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白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讨论会上,提出一种创新的阐释,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回应,在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言卷中,这个观点更加理论化,并最终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先生认为: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也有争吵。和好表现为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则发展为战争,但是友好与争吵都不是绝对的,它总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的表现,某一时期,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而另一时期,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如何确定民族关系的主流呢?白先生认为首先应该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有一个突破,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3](P53)由此,先生指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3](P53)白先生的这一理论是立足于他一贯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着眼,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方法,揭示出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缔造中华文明,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并且“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扰”[2](P93),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始终是在加强。所以到80年代后期,白先生更加看重民族关系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在《中国通史》导言卷中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2] (P95)
 
二、特色鲜明的治学方法
 
正确的治学方法是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保证。白寿彝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融汇了现代史学之长,从而给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白寿彝先生的治学方法具有如下特色:
1.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白寿彝先生重视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曾经历过一个由进步的历史研究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过程。三四十年代,先生研究民族史的原始动力源自于民族情感而产生的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挚爱,本着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成就。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一些学术成果,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和我们党在延安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3](P698)。新中国成立后, 他更是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重新审视包括回回民族史在内的中国民族史,从而使自己的民族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获得了“新生”。5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分不开的。例如,先生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中国历史的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无不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不会得出这些精辟的结论。再以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为例,50年代初先生写《回回民族的新生》等著作时,他认为回族的形成是在元代,到50年代后期他写《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时,更正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代,学术观点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找到了回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
80年代初,先生在追述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对于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来说,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自己在三四十年代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后来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4](P2)这是先生总结自己的学术实践得到的深刻认识。在1984 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研讨会上,先生强调:“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P72)1991年,白先生在给杨怀中《回族史论稿》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重申:“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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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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