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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的清贫与坚守
50年的故事搜集让刘润恩付出了艰辛的代价。
刘润恩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四个孩子，需上奉下养。他曾当过8年民办教师，每天的报酬是6分7厘8。后来辗转文化站工作，仅靠每月30元的收入就要养活一家8口，而且其中一大部分又用在了收集整理民间故事上。为了搜集故事，下班后，他经常把包一扔就不见了人影，家里地里活什么都顾不上管，夜深人静回到家，还要点灯耗油写稿子，为此经常遭到家人的抱怨。
因为搜集民间故事，刘润恩不停地更换职业：从民办教师，到文化站辅导员，到《山西民间文学》杂志的编外人员，再到乡镇企业打工……奔波的人生，让他至今仍然是农民身份，老无所养，但却痴心不改。
“有些事，对我来说，至今刻骨铭心。”说起往事，刘润恩心情激动，“为了搜集故事，我节衣缩食，多少年舍不得添一件新衣服，经常是一身衣服洗了穿，穿了洗。在镇文化站上班的时候，经常是在半夜之后别人睡了才赶紧脱下衣服去洗，第二天早早起床收回再穿。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连醋都买不起，我爱人就从娘家拿点酸菜当醋用。”
面对窘迫的生活，刘润恩曾作打油诗自勉：我知有人笑我呆，岂知呆也不容易。吃得苦，遭得罪，耐得穷困忍得气。唾沫星里干事业，不理解中去寻觅。忙中有乐唯自知，苦中有甜谁晓得。
呆呆和他的追随者
“我为什么对抢救民间文学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刘润恩说，“原因是‘故事篓子’李兴源老先生的去世对我的刺激。”1985年，他到襄陵镇南街村去找有名的“故事篓子”李兴源，却不料老先生已卧病在床，不能说话，不久就去世了，连同他的一肚子好故事都带走了。
随后，姚村的严国杰去世了，西里村92岁的程英英去世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篓子”接二连三地离开，让刘润恩特别着急，非常无奈。“我一直有种愧疚感和负罪感，那就是没能在许多‘故事篓子’还健在的时候从他们肚子里多挖出一些故事来。如今许多好故事被他们带走了，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留下了终生难释的遗憾。想到这一点，我就心疼得想哭。”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为了让年岁大的“故事篓子”把更多的故事留下来，刘润恩与几名民间文学爱好者走到一起，共同承担起了抢救民间文学的重任。虽然没有报酬，只有辛苦，但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使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只要刘润恩一个电话，他们开着自家的小车，扛着照相机、摄像机就来了，与刘润恩一起下乡寻访。
为了启发群众，他们在农家院里举办“故事会”，请来擅长讲故事的老人现场示范、抛砖引玉，想方设法打开更多农民的话匣子，挖掘出更多的民间文学。
这是一个忘我工作的团队，刘润恩说，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只有对民间文化的一腔热忱。60多岁的陈玉广自己掏钱买回电脑和打印机，在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中整理录音，修改打印；杜萍的孩子面临中考，但她顾不上回家，一直坚持采访；王云、祁锋杰负责录像、刻碟、跑外勤，默默地完成着后期工作。
自筹资金重奖“故事篓子”
2010年11月20日，刘润恩做了一件震惊襄汾的大事：自筹资金召开“首届襄汾县民间文学征文大赛”颁奖大会，重奖民间的“故事篓子”。颁奖大会热闹非凡，临汾市和襄汾县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前来捧场。
刘润恩知道，由于流行文化的强势冲击，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抢救已经容不得一丝松懈。当年年初，刘润恩决定用有奖征文大赛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征集故事。他们在一些网站、论坛发布征文启事，印发了1万余份传单广为散发。
襄汾民间文学征文大赛很快结出硕果，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收集到3000多个小故事，经过加工整理，《张良的传说》《盘道民间文学》和《古话篓子关振南作品专辑》三部作品相继面世。
农民奖励农民，本身就是一件稀奇事，而他的奖品更让人称奇，全是由他向全国各地的热心文友征集到的书画作品，其中不乏名家，价值从千元到4万元不等。这样的奖品在其本身的价值之外另有深意：获奖者对保护传承民间文学所做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这件事作为一段佳话一度传得很远，省市县不少媒体还专门作了报道。
“抢救民间文学，要多一点使命感、危机感、紧迫感。为此，我呼吁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恳请社会各界给予同情、理解和支持。”刘润恩动情地说，“我曾无数次想过，襄汾县50万人，假如能有0.1%的人关心实施这项工程，我们的抢救成果该是何等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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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山西日报 2011-10-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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