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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说城镇化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现代化、城镇化步伐比较快的地区。近年我走了江、浙、沪的好几个地方，有的是城市郊区，这些地方如今已经基本上城镇化了。城镇化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温总理所说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脉”被割断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这些地区或者面临濒危，或者基本上断流了。而我们看到，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论述城镇化问题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到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即“文脉”的延续。文化压根被忽略不计了。文化传承对乡民社会的构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对乡民社会向城镇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大、不可忽视的问题，否则将来要受到历史惩罚。
由于忽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乡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群体乃至国家的凝聚、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至少在这些实现了城镇化的村落，我所看到的情况并不乐观。我的看法是，这些地方的农民，正处在向城市市民的转变之中，即处在身份转变过程之中。一方面传统文化被消解了、断流了，文化传统出现了千年未遇的断层，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又没有建立起来。农民世代耕种的土地被政府或开发商买走了，给了一大笔钱。原住民都已经搬到楼里去了。而如今他们显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大都在炒股；另一部分，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大都在打牌。由于闲来无事，打牌成了这种原为乡村、如今变为城镇的地区的一大景观。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到或不愿意到附近的工厂里当工人，而是用较为低廉的工钱雇佣外地打工仔（妹）来替他们干活。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不需要种地，因为他们从卖地得来的钱并不少，够他们的生活之用。原来的村落已经变成了城镇化的高楼，生活条件改变了，物质生活质量提高了。同时，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出门就可以聚谈交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却并不具有城市市民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也就是说，他们一时还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城市市民。笔者在北京的郊区，也看到了类似长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后所出现的情况。我们民俗文化研究者和工作者，面对着这些已经城镇化了的地区的现实，亦即传统文化在这些地区发生严峻断裂的情况，却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文化形态描述、文化保护策略和方案，甚至没有提供出必要的数据，为政府所重视所采纳。所以，我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传统乡民文化亦即温总理所说的“文脉”的传承和延续，怀着几分忧虑。
地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东瓯古地和东瓯古文化以其独具特点的方言和形态，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地域文化之一。温州地处八闽文化和吴越文化的边缘地和结合部，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温州人的开放观念和故土观念，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养育出来的。
这次有幸在温州亲眼目睹了热热闹闹的“拦街福”,看到了很多当地的民间工艺，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魅力，体验了温州人民勤劳和富足的生活、博纳和宽容的气度。今天的“拦街福”与文献里所描述的“拦街福”已有很大不同了。晚清的“拦街福”留给我们的是：“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征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而今我们看到，文娱活动仍然热闹非凡，商业气息异常浓厚，却不再是老百姓倾城而出在街巷里举行“拦春福”.旧日那种“春末赛神，……拦街福，士妇夜游，笙簧夹道”的场面和景象也不复见了，整个活动变成了一个由政府主办、仅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举行的迎春与商贸活动。我们还能看到广场里“漫天灯彩旋锣鼓”的喜庆场面，而街巷里那种“张灯节彩，红缦遮天”的场面，尤其是夜间街巷里的灯彩活动，却消失无闻了。尤其是“拦街福”所固有的禳祈的内容和意涵（而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并无矛盾）基本上看不到了。这就是说，在活动的形态、特点甚至性质上，已经今非昔比。温州资深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曾这样记述和描绘“拦街福”的夜晚景象：“夜里有各种戏曲和木偶戏演出，……灯彩类有各种悬灯、台灯、背灯，著名的有珠灯、春灯、首饰龙灯、木龙灯、百鸟灯、台（抬）阁、高跷、走马灯等。”我从北京出发来温州前读过这段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描述，那景象一直吸引着我。但当我在此向当地朋友打探，跃跃欲试想去一睹灯彩胜景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希望“拦街福”活动中的那种彩灯弦歌的传统与景象，有朝一日能够再现于现代化的温州！希望活态的“拦街福”祈春活动回归民间，越办越红火。
（本文刊于《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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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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