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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脉。我们邀请和约稿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是“五四”运动和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的年轻学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催生了或以各种不同方式推动过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发展。就说容肇祖吧，他是国学大师容庚的弟弟，包括他们的妹妹、1925年跟随顾颉刚、容庚、容肇祖一起上过妙峰山的容媛，都是“五四”时代的北大学子。容肇祖1922年进北大哲学系读书，但他不仅治哲学，还兼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书时，兴办风俗调查会，到福州采过风;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任职时，不仅参与主编过《民间文艺》和《民俗》两本杂志，而且写过很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如《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和《迷信与传说》(专著)等，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会长。
最后一个应邀开讲座的是杨成志先生，与前面几位不同，他在学术上的西学背景鲜明，主攻人类学，基本上与民间文学无缘。留法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主编后期《民俗》季刊，一改由顾颉刚策划奠定、先后由钟敬文和容肇祖执行主编的办刊方向，虽仍沿袭旧名，实则已改造成为一家纯人类学性质的学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艺而不是民俗学，更不提人类学，所以他不在该会经常联系的学者名单之中。我们之所以邀请杨先生来做民间文艺学术演讲，主要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曾写过一篇中国民俗学史方面的长文，特别是他受中研院派遣于1928年和容肇祖、俄籍民族学家史禄国夫妇一道到云南彝区去做田野调查、化装进入彝区的那一段非常故事，况且建国以来久已销声匿迹了的民俗学也不应该继续被遗忘、被埋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1954年起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工作的对象是民间文艺，虽然涉及民俗，但毕竟工作重点、研究方向不是民俗。杨先生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与他过去发表过的旧作大体相同，无太多新意可言，但这次讲演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俗学，至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上，他还是第一人。
顾颉刚、江绍原、魏建功、常惠、容肇祖这五位曾经在中国民间文学运动中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五四”文化老人，当建国前夕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无一例外都被排斥在代表名单之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至少在建国初期，文艺界的主流人士，仍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对民间文学的大力提倡和研究——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另一方面，平民百姓口传心授的民间文艺，仍然被排斥在新文艺的范围之外。在新侨饭店讨论《文艺十条》的大背景大氛围下，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容许邀请顾颉刚等“五四”学者登台作学术演讲，至少可看作是文艺政策转换的一个小小信号，大而言之，把从“五四”到解放前在“国统区”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作“资产阶级民俗学者”的历史，应该是宣告解冻了。
12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表示了对“五四”歌谣运动的肯定。《民间文学》杂志1962年第6期集中发表了出席座谈的专家们的文章，其中有：魏建功的《<歌谣>发刊四十年纪念》、顾颉刚的《我和歌谣》、常惠的《回忆<歌谣>周刊》、容肇祖的《忆<歌谣>和<民俗>》、周启明的《一点回忆》。周启明即周作人。
通过组织这样的民间文学学术活动，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历史，与这些前辈学者们的交往也使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终生受益。蜗居于黄化门碾儿胡同一所四合院里的常惠，借居于八道湾周作人住宅里的江绍原先生，他们的简陋条件和刻苦精神，时刻感染和激励着我。时任科学出版社编审的江绍原，家中有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儿子，而古稀之年的他还每天出入于科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和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将自己的译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苏联布宾诺夫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赠送给我，还提议并于1959年帮我和我妻子马昌仪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我约他撰写了题为《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的文章，交《民间文学》杂志1961年第9期发表。这大概是这位28岁就当上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后来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文革”后，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他逝世时，我已应周扬同志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候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命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也许这是一种缘分吧。他逝世后，他的藏书，通过民俗学家王文宝同志的沟通，捐赠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图书资料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其藏量，还是有价值的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全101期，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如今，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代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和现在，都是很了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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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09-09-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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