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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
——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
  作者:徐新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27 | 点击数:38449
 

  二、如何“采歌”?

  在讨论当时的学者“采歌”之前,有必要介绍一段关于歌谣是否该采的有趣论争。对 于存活在民众口头传唱之中的歌谣事象,顾颉刚和常惠都认为记录的文字不能再现它的 真实风貌。顾颉刚以古代被记录在诗经里的国风为例,指出它们一旦由文人、乐工写下 ,就都不是原来的“本相”了。常惠怀疑文字能够再现歌声,断定其无法表达声调和情 趣,故“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它了”。

  朱自清又举出一位有趣的西方老太太为例,介绍说这位老人相信民间的歌谣本是做了 唱的,担心它们会因记录印刷而遭毁坏。为此,朱自清特地作了一番细致的分析、总结 ,指出:

  “歌谣起于文字之先,全靠口耳相传,心心相印,一代一代地保存着。它并无定形, 可以自由地改变、适应。它是有生命的;它的成长与发展,正和别的有机体一样。那位 老太太从这个观点看,自然觉得印了就是死了——但从另一面说,印了可以永久保存, 死了其实倒是不死呢。”[8](P9-62)

  既然文字可以使民歌通过记录而永久保存(“死而未死”),开展歌谣研究的当务之急 自然就是要采集民歌。不过这里的“采集”二字值得加以分析。其实际从根本上反映出 学者与民歌的隔离,或者说研究者们的手上、面前和书中还不存在民歌。

  那么怎样才能使“民歌”现身呢?解决的办法本来可以有两种:“到民众中去”和“从 民众中来”。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初期研究者主要选择了后者——登报征集。该校 《简章》曰:

  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收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 团体代为收集。

  表面看来,此法既省事又见效;通过委托,广征博集。于是相应的“启事”便一再刊 登,使这种“征集”的办法一时间竟成为了解“民歌”的主要模式。从一方面看,无论 是由本校教职员或学生“自己收集”还是转托各省官厅团体“代为办理”,此方法的后 面基本上见不到歌者的身影,仍仅限于“知识界”(读书人、识字者)的圈子中。另一方 面,这种经过号召的广泛征集,毕竟引发了众多人士的参与兴趣,从而把“歌谣学”的 影响拓展至校园以外,使其在学术动员的意义上成为一场“运动”。

  当然,“征集”只是“采集”的一种,或者说是“采集”的扩大、变形。究其原因, 周作人的事例可作一说明。作为“歌谣学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周对两种办法都曾兼顾 。当年还在绍兴任职时,他就表示说打算采集民歌,“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并为民 俗研究的资料。但因“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不得不登报征集,求告“当世 方闻之士”协助参与。不料一年已满,响应寥寥,又不得不自己动手,亲自采集,得儿 歌两百左右(周作人《潮州歌集序》)。有意思的是,进入北大后,周作人不但又再度参 与歌谣征集的发动(修改征集简章,分发各省),而且还把自己当年在绍兴登过的那份“ 启事”在《歌谣周刊》上重新转载。他参与执笔的《征集简章》和“发刊词”一方面指 示了歌谣征集的范围、要求、体例,以及对提供者(投稿人)的承诺(出版歌谣汇编),一 方面解释了征集的基本目的(文艺借鉴、学术研讨),并且再次重申:这个事业非常繁重 ,没有大家的帮助断不能成功。

  这样,仅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一处,据初步统计,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到十二年 六月的大约半年里,“总计投稿的省份就有二十二省、二特别区(京兆及热河),共得到 (歌谣)三千六百八十九首”,成效不可谓不大。在这当中,其实已包括着属于“间接征 集”与“直接采访”的两种不同类型。前面提过常惠认为文字难以载“歌”,其中的主 要原因是他觉得别人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点靠不住”,故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收集不可。 于是他便身体力行,到家中向侄儿甚至乞丐“访问歌谣”,听录到了不少民间的直接歌 唱。只是不曾料到此举竟遭旁人讥笑,被说成是“孩子气”和“疯子”,足见在当时的 环境里,即便愿意到民间采集,困难和阻力也比想象的大。这样来看,那些哪怕间接征 集上来的成百上千首民歌,其意义也就十分重大了。

  除了所谓“直接采访”与“间接征集”外,当时的民歌采集还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 是“辑录”。辑录的意思是指从相关文献里发掘民歌。这一点在后来的北大“风俗调查 会”等组织所强调的宗旨里体现得十分突出。该会于1923年5月24日创建,成立之日就 当场对将要实行的调查方法做出决议,把“书籍上之调查”列在第一,排在了“实地调 查”的前面。由这种“辑录”引申出来的最大收获是学者们对明清李调元《粤风》和冯 梦龙《山歌》的重新发现与欢呼。(注:参见顾颉刚、郑振铎、钱南扬和周作人为《山 歌》所作的序、跋。《山歌》,上海传经堂1935年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印 。)

  不过这也派生出一个与初衷有所相悖的问题。最初的歌谣征集是把时段定为“近世” 的,意指尚还在民间继续流传的真实歌唱,也就是把民歌视为存在于民众口头的“活文 化”;而也正是这种民间“口头的活”,才与文人“书本的死”形成对比,体现出其值 得张扬的生命力。因此如若把前朝文人的载录也算进来,岂不扰乱了二者的分别?并且 一旦同样都变成了文字记载,又怎样划清古与今、雅与俗之间的界限呢?也就是说,有 一点必须阐明的是:“我们”的采集与圣贤的书写差异何在?这问题关系重大,留待后 文分析。此处接着说如何记“歌”的事。

  依照顾颉刚的观点,“歌谣”入史,古已有之。《诗经》就是典型一例。但民间歌唱 至少同时包括“乐”和“辞”两个部分,然而一经文人、乐工分别采录,就失去了它的 本相——不是改变了“本辞”,就是改变了“本乐”。朱自清在顾的看法基础上作了发 挥,认为《乐府》的歌,原先“本辞”简单明白,入乐之后反倒变得繁复拖沓;至于后 世《古谣彦》等著作,因“全系转录故书,非从口传写录者可比”,所以“仍未必为真 相”。以此为前提,朱自清对歌谣上的古今作了界定,凡至今已无流行从而“可资参证 ”者,均为“古歌谣”。这里,朱自清其实不过是在对北大《歌谣征集简章》所提出的 “近世”说予以重申和强调罢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或许是因为要强调“活的流传” ,朱自清特别突出了“当代”二字,认为其便是所谓“近世”的界说。“这个界说本身 也许不很确切,但极便应用”。[8](P64)

  口头与文字的离合尚且如此,对于民歌中的“乐”又怎么办呢?民国七年北大的征集《 简章》第八条要求说“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然后还用括弧具体说明记谱的方 式可以有三:中国工尺、日本简谱和西洋五线谱均可。考虑不可谓不周。可惜实际做到 者除前引汪馥泉等特例中的一点表现外,实在太少。虽有人建议采用录音的办法弥补[9 ](P303-312)、[8](P64),然而直到朱自清撰写《中国歌谣》专著时,仍不能不感叹说 对于歌谣音调的真正收集写录,“几乎还未动手呢!”[8](P64)

  事实上,除了尚未系统地采用辅助器械(如录音机等)外,音乐界对民歌的关注和采集 大约在同时就已开始了,只是所谓“歌谣学运动”的发起人多半集中在文学的圈内,故 对此缺少沟通而已。而这又需要回过头来,反省一下当时究竟都有什么人、从什么样的 角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对“民歌”进行采集了。

  答案显然不仅在“北京大学”或“歌谣学研究会”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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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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