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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试图恢复早自古希腊时代就被哲学家们断送了的那种未遭逻辑理性戕害的精神生活方式，并且有针对性地把这种方式称为“诗意地栖居”。这位敏锐而深沉的哲人一方面尖锐地批判科技理性与传统哲学理性的合谋及其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另一方面又醉心于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诗性智慧的世界，坚信能够从中找回存在的生命之声。海德格尔在逻辑语言与诗性语言之间的取舍，完全基于他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因而带有鲜明的疗救动机。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学治疗的主治医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尼采未能兑现的“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
和海德格尔同样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的，还有德国人哈贝马斯。不过他所给出的现代人性疗治方案不仅局限于语言方面，而是着眼于“交往与社会进化”的更大视野，因而显得更加宏大，更具有综合性。哈贝马斯试图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兴趣统合起来，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提出一套对“剥削压迫”概念进行区分的诊断标准：
很显然，根据下列情形作出区分是可能的：肉体损害（饥饿、疲乏、疾病）、个体损害（贬黜、奴役、恐惧）、精神绝望（孤独、空虚）。反过来讲，所有这一切又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相应：身体强壮与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
哈贝马斯从交往障碍方面寻找文化病态的根源，并把疗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在其中，文学艺术家将和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等一样担负起共同责任。“ 如果后现代社会来临，就象它在今天从各种角度被想象的那样，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而同时处于增长之中的社会反常行为（和冷漠忧郁症）则可能唤起涉及动机控制的新的调整。届时，某种新的组织核心也许将环绕着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而出现，它是一种这样的组织核心，在其中，公共教育、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 不言而喻，此种“合一”式的救治方案使文学在社会交往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界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的疗效究竟如何，理据又何在？
" 二、文学治疗的可能与现实
在19世纪，是哲学取代宗教，直接面对“文化医生”的呼唤。20世纪，“哲学的死亡”或“哲学的终结”一类说法已经屡见不鲜。诊断和治疗社会文化之 痼疾和个体心理障碍的重任又有了明确转向文学的迹象。“文艺取代宗教”、“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一类口号便是对这场精神职能转移的公开呼应。
下文将以两位率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为例，初步讨论文学治疗的两种可能性（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
泰戈尔，这位名满天下的近代大诗人，是以1913年诺贝尔获奖作《吉檀迦利》而知名于世的。这部诗集之所以能在西方大受欢迎，正因为它所发出的天国般的声音对于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浩劫、对西方文化前景感到绝望的民众心灵起到了巨大的抚慰和疗救作用。罗曼?罗兰在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中说：“印度的灵魂，您的光辉思想…就是它的体现--是我的祖国，它更加广阔，我被疯狂的欧洲捆伤了的手脚在这里舒展开了。”. 可见文学作品对于他人具有明显的精神治疗功效，这种功效如同宗教信仰，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潜在能量。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吉檀迦利》的字面义是“颂神诗”，它以向神的诉求为外观表象，表达的却是诗人对美和自由的信仰与追求 。这部诗集是泰戈尔在现实挫折和精神极度苦闷的情形下创作的，它本身就是艺术代替宗教实现自我治疗的标本。其第2首写道：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象一只欢乐的鸟，振翅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很显然，一个歌者心中的主人正是美和自由创造之神。创作活动即可视为与神合一的体验，它能够消除心理障碍，解脱灵魂，获得审美快感。如第65首所云：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他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出于这种审美愉悦的高峰体验，泰戈尔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中，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之争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弃绝欢乐的欲念，把欢乐变成仅仅是求知和行善，其原因必然是他已失去他的青春年华和健康，从而失去感觉欢乐的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的饿真理。古印度的修辞学家们毫不踌躇地说，享乐是文学的灵魂---享乐是公正无私的。”
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就是一位把文学视为第一生命的自我疗救者。这位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六岁丧祖父的病弱孤儿，从小在死神召唤的阴影之中挣扎。如果不是选择了文学世界作为灵魂归宿，很难说他是否能够活到古稀之年。其《文学自叙传》明确表达的创作观是：“我对于现实，既不想弄懂，也无意于接近。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可以说云游幻境的艺术创作，是他排解孤儿情感、抵抗精神绝望的唯一有效的寄托。
宛如残烛的火焰，行将完蛋了的血果然燃了起来，这就是作家吧。
这种具有自我心理疗救意义的创作观，同我们非常熟悉的“文以载道”说或现实主义说相去甚远，却与钟嵘《诗品序》所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的观点较为接近，可以进行挫折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和阐发。对于屈原、李贺、蒲松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精神创伤深刻的作家大致均可作如是观。
川端的文学幻游始于《伊豆的舞女》中清纯的少男少女之恋，经过《雪国》式的中年艳遇，发展到《千鹤》和《山之音》中的乱伦冲动，最后陷入《睡美人》《独臂》一类的老年性变态幻想而不能自拔。这时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对他来说不是福而是祸。果然，川端在获奖之后表现得江郎才尽，过了三年干脆自杀了。可以说，意外的获奖打断了他幻想自疗的流程：一个被公共传媒所追踪、受到世界文坛巨大期待的作家，又怎能继续用小说来编织他潜意识中的性变态幻想呢？
总之，川端之死不妨看作文学治疗意外终止的结果。反过来说，正象气功可以治病也可以伤身，川端的幻游治疗也难免有走火入魔之嫌。他的病案既表明文学治疗的可能性，又标示出此种治疗的限度和负面效应。川端无法克服幻游治疗与走火入魔之间的矛盾，有如尼采不能最终摆脱药与毒之间的张力。
正象病人总是不承认自己的病症，心理受挫的作家也多半意识不到自己从事写作的潜在病理学因素。象川端这样公开表明幻游欲望的作家只是少数，更多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倾诉或写作的冲动牵着走。
出身医生之家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有一天坐在桌前四小时没有写出一句，涂去了一百行。他在书信中抱怨道：“这种工作真难！艺术！艺术！你究竟是什么恶魔，要咀嚼我们的心血呢？为着什么呢？” 这一激愤质询中涉及对文艺功能的寻根究底式的连锁诘问：“是什么”和“为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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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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