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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现形式与传承方式的多元化
在现代语境下谈论手工艺，实际上就是关注手工艺的现代形态，关注手工造物文化延续至今的状态以及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因此，无论是体验店、学习班，还是作为生计、爱好，都是手工艺在整体变迁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正是在旧的形态消失、新的形态出现的动态演变中，手工艺得以在历史进程中存续、更新。从这一角度而言，各种形态本身就是传承的构件。但出于文化保护的立场或“乡愁”情怀，以往研究对乡村手工艺的传承困境讨论较多，对都市手工艺的新发展关注不足。事实上，内部人员的流失与外部人员的加入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跨地域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为手工艺的发展带来蓬勃生机，其中多元的表现形态和传承方式便是典型的例证。
首先，手工艺的博物馆化展示日趋普遍。近年来，博物馆、艺术馆、传承馆“遍地开花”，这些场所虽然名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出于文化抢救和保护的目的，通过展示、陈列等视觉表征方式让手工艺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在为民众赋权的社区保护实践中，文化展示的权利由官方主导转向官民合作、民众自觉，这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手工艺有机会得以展示。在这一契机下，部分手艺人开始承担起策展人的职责，他们将日常使用的手工艺品从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分离，经过挑选与重新阐释后进行博物馆化的呈现。上海崇明的永娣土布传承馆就是这样一个典范。馆长何永娣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纺织土布，在成长过程中她见证了土布之于崇明人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手工织布面临机器生产的冲击而销声匿迹时，何永娣开始广泛收藏土布以保留生活的情感与记忆。事实上，正是通过对手工艺的展示，这类场馆再现了过去时代的记忆，唤起并满足了当下人们的怀旧心理而广受青睐。此外，手工艺在旅游场域中的博物馆化展示也非常普遍。在各地的旅游景点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为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被当地冠以“本真性”“原生态”特征的各类手工艺。但在今天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中，面对经过挑选、编码后呈现出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多一份反思。
当下，体验也是非常流行的现代手工艺表现形式。伴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各类体验活动蓬勃兴起，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人的休闲时光。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都市，手工艺体验店如雨后春笋般进驻各大商业场所。在这些店铺中，商家提供制作设备、工具、原材料和手工指导，消费者则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亲自参与到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中。从本质上说，手工体验店是一种商业实践，店铺以盈利为目的并围绕体验服务发展出一整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上海陶艺体验店中，依靠现代发达的陶瓷工业体系，来自景德镇的陶土和拉坯机得以出现在都市体验服务中，以供青年白领消费。同时，多数商家与上海的大型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提供低价优惠服务来招揽顾客。如此，贯通起上游供应与下游需求的盈利模式便初具模型。各家店铺提供的服务明显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体验套餐虽有单人、亲子、情侣三种形式，但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拉坯、彩绘与烧制等几个关键步骤的组合，且时长基本被控制在两小时内。整体来说，经营者的决策都建立在对消费者需求的关注与理解之上，手工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都市人纾解压力、获得成就感与增进人际交往的需求。不可否认，手工体验的商业模式使民俗文化在现代生产体系中获得了立足之地，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但这种标准化、模式化、快餐化的体验尝鲜式服务究竟对手工艺的传承起到何种作用，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与此同时，学习手工艺的途径更加丰富，集中传授技艺的学习班成为非常重要的传承方式。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都市手工艺学习班往往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学习难度低、入门快、经过短期练习就能掌握基本要领的“速成”技艺更受青睐，因此剪纸、刺绣、拼布、木工等技艺的学习班较为流行。其次，参与学习班需要支付不菲的学习费用。以锔瓷学习班为例，目前市场上通行的标准是一周（期）8000—10000元学费，且不包含工具、材料和食宿等其他相关费用。虽然技艺本身难度不大，但相对高昂的学费却在无形中架设起学习的门槛。此外，学员们需要在特定时空下学习技艺。学习场所多安排在手艺人的工作室或手工教室中，学员每人配有一个工位和相应的工具、材料。课程一般不超过1个月，绝大部分的技能习得都限定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因此，每天的授课内容都经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他们会挑选出核心技能予以教授，并伴以大量的示范和讲解以减少学员的试错成本。在学习班中，师徒传承仍是根本，老师和学员虽不具有传统师徒制那般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二者在课后的联系仍较为紧密。受制于兴趣和水平的差异，课程结束后学员以职业手艺人、相关从业者或爱好者等不同身份进行文化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都市中的手工艺常以博物馆化的呈现、学习班式的传承、体验式的商业模式等新的方式呈现。这些表现形态与传承方式，都是手工艺脱离原生语境后再嵌入现代场域的结果。正是在这样丰富的表现形式与多元的传承方式中，我们看到了手工艺随时代发生的变迁与其不变的内核。无论是出于文化保护的博物馆化操作，还是消费主义下的商业化实践，人们接触手工艺的渠道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手工艺的文化再生产中。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手”的劳作过程所带来的愉悦感、满足感始终都是吸引现代人的重要因素。种种现象表明，手工艺在都市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将遭遇大机器生产等冲击而濒临消失。相反，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文化生态正逐渐培育起来，手工艺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从手工艺探索现代民俗学之路
相较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贡献似显微弱。执着于以往的研究范式，难以对新的社会现象进行有力的解释，因此，面向当下的学科转型势在必行。对于现代民俗学，学者们有不同的构想，但这些构想都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前提之上：民俗学要跳出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描述式研究，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为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性”寻找依据。那么，我们必然要去探寻现实表象背后的原因，理解人们身处其中的选择与情感，这无疑对经验层面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论述与实证研究的脱节。换言之，如何将民俗学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关照落地、如何在研究中切实体现民俗学对人的关怀是一个难点。相较“理论—经验”的演绎路径，我们选择了“经验—理论”的归纳式探索路径，希望能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发现真问题、新问题，激发出新的思想，从而对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建构有所贡献，而对手工艺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手工艺的都市实践中蕴藏着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首先，如何在学理层面理解手工艺的复兴？根据马克思、列斐伏尔等人的观点，人在现代制度化、机械化的生活牢笼中很容易被异化为无主体的个人，现代人在享受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在承受现代性导致的后果。而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便是在休闲娱乐、艺术审美的活动之中寻求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体验，这与德·塞托提出的“抵制”的“战术”相类似。所谓“战术”即指人们发挥个人主体性，有选择地对消费品进行使用与再生产，从而对规训机制进行反抗的生活策略。而手工艺在都市的流行，可以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为一种抵抗的战术。对不同人而言，“抵抗”的指向有所差异，其中包含着消除身份焦虑、缓释工作压力等多重意涵，这些指向可以在中产人群对手工制品的品味消费、上海拼布爱好者小群体的交流实践、都市白领的手工艺体验中寻到踪迹。透过作为日常实践的手工艺，我们可以窥见不同的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感受与反思，捕捉到深层次的心理情感与行为逻辑。这不仅体现出手工艺的当代价值力量，也为我们探究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进一步来看，不同于传统民俗学对“民”的同质化想象，多元的手工艺实践背后折射出“民”的差异性。在手工艺的舞台上，手艺人、消费者、爱好者、其他相关从业者等各类群体大显身手，展开了丰富的实践，群体间与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得以凸显。正是基于对差异性的包容与理解，在研究中我们将“民”具体化，愈发重视个体、小群体的实践，因为在其中可以看到最鲜活、最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文化。在各类群体中，基于趣缘建立的关系联结最活跃、最具有流动性，相应地也最有研究潜力。从本质上说，这反映出现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在血缘、地缘和业缘之外，人们拥有了更多灵活选择的权利和空间。在对上海手工艺爱好者群体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兴趣的指引下，爱好者更注重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成员间常常在交流互动中迸发出创作灵感，并形成超越技艺的亲密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有时会进一步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此这般高度活跃、富有创造力和灵活性的小群体的实践，不正是现代民俗学所关心的日常生活实践吗？基于此，民俗学理应将趣缘群体纳入研究视野。同时，趣缘关系的灵活性与不稳定性也会为田野调查带来难度，但也正是这种流动性才更接近现代生活的常态。
手工艺在都市中的表现形态与传承方式还提供了一种空间关系变化的启示。在传统社会中，居住、工作与休闲的场所没有太大分别；在现代社会中，三种场所高度分离，作为休闲场所的“第三场所”（Third Place，或译成“第三空间”）变得非常重要。在第三场所中，家庭与职场的权力关系结构不再重要甚至发生改变，人们普遍感受到舒适、平等和自由，新的社群关系期待被建立。值得注意的是，手工艺的现代多元形态基本都在第三场所中进行展示，博物馆化的呈现、手工艺体验和学习班都离不开这一相对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空间载体。事实上，当很多民俗文化跃升为遗产，从“幕后”走向“台前”时，“第三场所”都是进行再语境化时所必须考量的场域。就此而言，“第三场所”之于现代民俗学是一个非常有潜力、有活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很多具备“第三场所”特性的公共空间都可以纳入民俗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个人、群体在这一空间内的身份角色、交流互动与差异性实践也可以一并进行研究。归根结底，无论是对趣缘关系的强调还是对“第三场所”的关注，本质上都是为接触到最具活力的个人、群体与空间所做的努力。趣缘群体内部的共情交流、学习分享和认同建构，都折射了城市人群为寻找到自我庇护和自我安慰的社会组织所体现的创造性，这正是民俗学新的增长点。通过这样的尝试，民俗学有望达致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关照。
此外，手工艺在都市多样的存续样态可以进一步引发对民俗学经典问题的思考。当下，都市中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显示出民俗的语义转换、民俗的再生产及传承方式的变迁，这些能够激发我们对民俗学中诸如“传承”等若干核心概念的反思。根据美国民俗学者定义，民俗是非正式知识，民俗的传承也相应地具备“非正式”的特征。相较学校教育的“正规途径”，民俗作为民众的生活选择，是在非强制性的、潜移默化的人际交往与家庭、社会环境中实现传承的。但岩本通弥早已指出，当下是一个“有意识地创造记忆的时代”。那么在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非正规性”的传承呢？手工艺爱好者组成趣缘群体，定期开展活动并不断吸纳新成员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传承吗？压缩时间、集中讲授核心技能的短期手工艺学习班是一种有效的传承方式吗？诚然，目前这些问题很难得到统一的回答。但经验层面的事实已经显示，传统意义上模式化、规范性的民俗已越来越少见。在此基础上，“民俗”本身亦被重新定义。无论是丹·本－阿默思提出的“小群体的艺术性交际”、张举文强调的“民俗认同”，还是高丙中从“民俗协商”角度对民俗的重新表述，都试图从群体内部的交际互动、共享知识或由此形成的协商、认同来理解民俗。正因如此，当更加开放地看待“民俗”的概念时，“传承”也需要被重新考量，传承的稳定性、不变性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特征，传承指向的时间性因素也需加以重新表述。当我们摆脱僵化的概念桎梏、把目光聚焦于当代人的创造性实践时，或许可以从中发现新的民俗传承机制，当然这需要持续的田野追踪与思考。另外，手工艺在当代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其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意义表明，民俗的形式甚至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手工艺在当代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能，这就决定了其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仍有生存空间。以此类推，其他传统文化也可能通过各种变身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此民俗学还有许多可探讨的课题。
长久以来，世界通过西方之眼看中国，“东方”被建构为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文明类型。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文化发展既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又呈现出复杂的地方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手工艺复兴的第三次浪潮，互联网的崛起促进了创意经济的蓬勃发展，手工艺不仅是爱好，更是一项令人向往的事业。我国当下的手工艺热潮，既得益于国内传统文化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还与创意产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新时期以来伴随城市新中产人群的崛起有关，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中国式审美”生活方式的回归带来了对手工艺实践的热爱和对手工艺品的消费。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手工艺在宏观层面的发展变迁，也要发挥民俗学的特长，重视手工艺对于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既要认识到手工艺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发展规律，又要捕捉到复杂的本土特征，关注手工艺之于宏观的社会变迁、微观的个体生命的意义。目前，手工艺在都市的种种变化可以为民俗学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希望我们能够从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思考。进一步说，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民俗学应立足于当下我国本土现实与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从这一点而言，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可能，未来可期。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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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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