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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霞]以女性为载体: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礼制抗争与人性追求
  作者:王均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9-27 | 点击数:4694
 

二、顾颉刚的现代女性观与追求自由平等的孟姜女形象塑造

  那么,以女性为代表的民众又塑造了怎样的孟姜女呢?

  要问民众塑造了怎样的孟姜女,不妨先看看顾颉刚有着怎样的女性观。

  目前而言,学者很少讨论顾颉刚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但实际上,顾颉刚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谙熟且有卓见的。早在1911年,顾颉刚就曾以“吴征兰”之名发表了《妇女与革命》一文。当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他成为胡适的学术思想的追随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读者,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杂志的作者、编者与读者。而作为时代弄潮儿的新知识分子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新潮》杂志就是他们的重要阵地。顾颉刚还经常阅读《妇女杂志》《东方杂志》《新女性》等杂志,这些杂志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顾颉刚实际上也参与到妇女解放运动中来。

  他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正源于吴征兰之死。文章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篇幅,其中包含着顾颉刚对旧家庭中尊长与男子对女性的压迫的批判。1926年,他为死去的北大女学生曹国瑞写的《曹国瑞女士传》,详细勾勒了来自湖南耒阳县一个乡村的女学生曹国瑞一生所经受的三重痛苦:重男轻女的制度的痛苦;以女子为货物的痛苦;以女子为玩物的痛苦。他认为,曹的死,“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肯安守女子的卑下的分,却要自己堂堂地做个人,要做一个有宗旨,有能力,有功效的人。这就破坏了数千年来的社会礼法,使得家庭的制度,圣贤的教化,民众的信条一齐成了她的仇敌”。他要借曹的例子来追悼“宛转呻吟于这种生活方式之下的无数女子”,他勉励大家:“我们无论如何力弱,究竟是一个人,我们自己既经认识了是一个人,便应当向人的路上走去,我们为什么要被恶势力所征服,安守这非人的礼法的分呢!”

  顾颉刚写给第二任妻子殷履安的信,更为系统而深刻地展示了他对传统妇女观的批判与对现代女性观的宣扬与反思。顾颉刚坦言,自己因为受了新潮流的影响,“有了‘自觉心’,晓得‘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重人我自由的范围’”,亦即有了自由平等的观念,使得他对强调尊卑秩序、泯灭人性的旧家庭的感受是“触处抵牾,不能一日安居”。吴征兰去世后,顾颉刚迫于家人的压力,很快将续娶提上日程。1919年,顾颉刚迎娶了很大程度上说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选择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小学毕业的殷履安,性格柔顺。她嫁到顾家之后,很快就陷入旧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漩涡。有了吴征兰经历的前车之鉴,常常身在异乡的顾颉刚十分担心与家人一起生活的履安的处境。因而,他热切地鼓励履安要敢于反抗来自家庭的暴力,敢于对丈夫说出事情的真相。他给履安寄杂志,鼓励她读《少年中国》《新青年》上与家庭、妇女与有关的文章,鼓励她做一个新式妇女,跳出家庭的藩篱,做一个社会人;他坚定地支持履安做一个有自我的人,耐心教她确立一个“先有自己,慢有长上的”“人生观”;他不断地同履安谈论爱情,并追求同履安之间的爱情。

  父亲写信要顾颉刚教新妇“持家各务”。顾颉刚情绪激烈地给履安写信说:

  要我教,是实在不能!因为从我眼光里看来,这些一家一法的老规矩,实在是坏东西;依了“规矩”,就灭没了“人性”。我实在不愿意教你陷溺在里边!我们总要用真性情去做事!用真性情做事,便不须教得。

  对于“人性”“自我”的强调,反复出现在他写给履安的信中。顾颉刚认为,女性既不是翁姑的婢仆,也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首先是一个拥有自我的人,因而她不应该被禁锢起来,被剥夺自由行动的权利,被压制自己的主张。顾颉刚强调,“长辈是人;小辈也是人”,“媳妇是一个人,所以第一,应该尊重他自己”。基于这样的认知,顾颉刚不赞成当时女学界所提倡的“良母贤妻”,认为虽然这一主张将女子从“孝媳顺妇”中解救了出来,但“母”与“妻”仍然是一种附加的身份(“对别人的关系”),而没有自我。他更强调男女、长幼之间的自由与平等,认为“凡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主仆,都是结成社会的分子;彼此位置虽有不同,而所以为人,却没有两样,所以当一样的尊重。尊重自己,故要自由;尊重他人,故要平等。人之所以为人,即是有了自由与平等的两件精神”。

  在此基础上,顾颉刚特别强调了爱情的重要性,认为夫妇之间的爱情比之传统尊卑秩序之中的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如婆媳关系,更重要。他说,“媳妇所以嫁到我家来,是为儿子的配偶,所以他与儿子的关系,是最重,最密切。应该尊重他们夫妇的爱情”,认为“没有爱情的生活,便是‘监狱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顾颉刚所欣赏的爱情,排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将女性视作翁姑的婢仆、传宗接代的工具的思想,“是为终身的,不为一时的;是共同生活的,不是只要满足自己的欲念的:所以对于专一的人,作将来永久的筹度,做两利的行为;所以这种爱情,是明了的。因为明了而且双方,所以爱情里系得极紧”。顾颉刚同履安谈论《聊斋》,认为这部书中描写的男女之情,是“天地间的至情”,这种情之所以与“淫”相区别,全在它的“专一”上。这种专一的情,不但可以使个体“心情敦厚”,还可以使“社会安宁”,“实在是必要的提倡;有价值的描写”。这正对应于顾颉刚对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滥情倾向的批判。

  以上所揭示的顾颉刚对压迫妇女的旧家族制度的批判与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首先将妇女视为人的现代女性观,是理解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背景知识。基于此,我们会发现,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从知礼的杞梁妻到纵情任欲的孟姜女,根本性地体现了其思想深处对泯灭人性的旧礼制的批判与对强调自由平等的人性的新道德的追求。他所看到的士大夫笔下的杞梁妻/孟姜女,是一位被禁锢于旧的尊卑秩序之中的女性;他所看到的民众眼中的孟姜女,是一位展示了他的现代女性观的、活泼泼的、不曾受过诗礼化育的女子。

  具体而言,在顾颉刚的表述中,知识分子所塑造的杞梁妻,“是一个谨守礼法的人,她虽在哀痛的时候,仍能以礼处事,神智不乱,这是使人钦敬的”。当杞梁妻逐渐被孟姜女所取代,在与民众所讲述的孟姜女故事的博弈中,知识分子所塑造的孟姜女,仍未放弃对其知礼一面的坚持。

  1925年,《歌谣》周刊第九十号(“孟姜女专号”七)登载了钱肇基的《黄世康秦孟姜碑文考》。据钱氏介绍,黄世康为明万历年间福建有名气的文人。黄世康《秦孟姜碑文》内容言及,“姜既割良人于燕尔,奉寡姑以色养……缝衣寄远,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绪。既而世为阅水,倚闾之影奄然……绕床登奠,伤行役之未归;负土成坟,悼幽沦之难返”。顾颉刚按语说,“孟姜是在姑亡之后葬事既毕而出去寻夫的。较之唱本宝卷中率性任情,弃翁姑父母不顾而独行者绝不相同。这又是经过儒家的伦理化了”。其他来自于文人学士的材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因而,这一观点也被顾颉刚融合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写作中,并得到进一步扩展:“她(孟姜女)的婚姻是经父母配合的,丈夫行后她是奉事寡姑而不敢露出愁容的,姑死后是亲自负土成坟而后寻夫的;到后来也没有戏弄秦始皇的一段事。”经由顾颉刚的总结与阐释,知识分子所塑造的孟姜女的循规蹈矩、在礼教束缚之下的矛盾性显露无遗。顾颉刚评价说,知识分子笔下的孟姜女“虽有崩城的失礼而仍保留着却郊吊的知礼,虽有冒险远行的失礼而仍保留着尽孝终养的知礼。我们只要一看书本碑碣上的记载,便可见出两败俱伤的痕迹;倒不如通行于民众社会的唱本口说保存得一个没有分裂的人格了”。

  那么,民众所塑造的保存了一个没有分裂的人格的孟姜女形象具体又是怎样的呢?以礼为参照,顾颉刚发现了一个敢于追求爱情、全不理会儒家伦理道德、尊卑秩序的孟姜女形象。这个孟姜女“未嫁时是思春许愿的,见了男子是要求在杨柳树下配成双的,后来万里寻夫是经父母翁姑的苦劝而终不听的;秦始皇要娶她时,她又假意绸缪,要求三事,等到骗到了手之后而自杀”。顾颉刚进一步评价说孟姜女在民众的想象中是极任性的:“父母要替她好好的定亲她不要,偏要强嫁与见她一身白肉的人;父母翁姑都劝她不要单身出门她不听,偏要把娇养惯了的身子作万里艰辛的尝试。”在顾颉刚的表述中,民众所塑造的孟姜女充满了自我与反抗精神,她敢于袒露自己的感情,为了爱情,甚至敢于反抗父母、翁姑、秦始皇等在传统尊卑秩序中的尊者。顾颉刚将民众所塑造的孟姜女定义为敢于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于爱情之下的“自由恋爱的主张者”。若干年后,顾颉刚在给冯梦龙的《山歌》写的序言中,对勇敢反抗封建礼教、毅然为自己的爱情“打出一条血路”的女性的赞扬愈加热烈直接。他评价那位唱出“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的女性时说:“如此热情,如此刚勇,真使人觉得这一字一句里都藏着热的血泪。我们读后会以为她卑鄙淫荡么?不!我们只应佩服这位礼教叛徒的坚强的人格,而对于她处境的恶劣表示极深的同情。”可见,顾颉刚从民众的孟姜女故事中所发现的孟姜女,本质上是拥有自我、敢于追求自由平等的人,而不是受制于礼教的、失去自我的傀儡。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顾颉刚所发现的孟姜女身上的人性与自我,并不是无限度的。就对爱情的追求而言,孟姜女身上也闪耀着顾颉刚所崇尚的专一性的光泽。她不顾父母翁姑阻拦万里寻夫,她戏弄秦始皇之后殉情,何尝不是这种专一性的表现呢?

  可以说,顾颉刚所发现的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所塑造的孟姜女,恰恰是一位符合他的现代女性观的孟姜女。而前文已经表明,正是顾颉刚的个体经历与其所处的时代使他发现抑或说建构了富于情感与想象的民众及其所塑造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孟姜女形象。这一形象与当时的民俗学研究者所建构的乡村女性作为受压迫者的形象颇为不同。在这一时期影响广泛的歌谣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乡村女性塑造成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受压迫的。但研究者通常将这种情感的表达视为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这种情感的表达与她们遭受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呈现了一种“人生的艺术观”而不是“唯美的艺术观”。在这样的认知之下,女性作为受压迫者的一面被尤其强调。如李海燕所言,作为“奴隶的奴隶”,妇女被认为是远离权力污染的,能够保持其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她们的被压迫、被诋毁与她们所遭受的苦难就保证了她们行动的自发性与本真性。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在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诉之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但在孟姜女形象塑造上却是更具超越性的。顾颉刚所发现的民众口中的孟姜女,不仅仅是被压迫、被诋毁的被动形象,而是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更具反抗性的,是“更接近现代社会的解放型妇女”。因此,如果说,歌谣与妇女的研究是偏重于揭露和批判的,那么,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则是给予希望和指明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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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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