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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Folklore和Folkways:中国现代民俗学演进的两种路径
——对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的两点回应
  作者:岳永逸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9-16 | 点击数:1797
 

二、Folkways: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另一支流

  在现代中国的民俗学运动中,长期与“民俗”纠缠一处的还有“风俗”一词。巧妙地从“风俗”与“民俗”这两个关键词-概念的角度,王晓葵简要地梳理出了他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他将旧瓶新酒的“风俗”和受西学影响新生的“民俗”(Folklore),都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生成史的谱系中来审视,从而强化了这两个语词不乏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意涵以及新生过程中的国民意识。当然,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岛村恭则强调的民俗学惯有的“反启蒙性”和“在野性”。对于“风俗”,王晓葵在澄清汉语原本有的古义的基础之上,选取了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1870-1906)《中国风俗史》、1922年出版的胡朴安(1878-1947)《中华全国风俗志》和1929年发表的陈锡襄(1898-1975)《风俗学试探》三个文本进行辨析,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在艰难地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受到西学影响的学人对风俗的当代释义,或者说赋权。换言之,因时应世,旧词新释的“风俗”有了求强、求新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意涵,并成为形塑民族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6年,邓实(1877-1951)就使用了“风俗学”一词。只不过,邓实将风俗学等同于严复(1854-1921)1903年译介进来的“群学”(sociology),即社会学。在那个暗流涌动、动荡交替之际,邓实在评述明季顾炎武(1613-1682)的学说时,将学术分为了君学、国学和群学三类。君学,功在一人;国学,功在一国;群学,功在天下。对群学,邓实专门做注解释道:“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这与当下对社会学殿堂化、量化———越来越窄化、琐碎化的理解、将民俗学视为资料学的陋见,明显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邓实强调的是,功在天下的社会学与风俗学的一体性。其实,邓实这一因对顾炎武推崇而生的主观判断,还暗合了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基本情形。

  颇有意思的是,为了阐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风俗”意涵的嬗变,王晓葵两次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孙末楠的Folkways一书,尤其是其中的“德型”(Mores)一词。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用力最勤的是高丙中。只不过,高丙中将孙末楠音译为了萨姆纳。在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的专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高丙中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重释、译介孙末楠的民俗学说。然而,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对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梳理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孙末楠民俗学说对中国民俗学以及社会学演进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末楠就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其终极旨趣指向社会学的关于民俗的巨著Folkways,不但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还深远地影响了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格局与图景。

  简言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在美国有着巨大影响。1905年,美国社会学会成立。1907年,孙末楠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孙本文(1892-1979)、吴景超(1901-1968)等一大批中国社会学的先行者留美归来后,孙末楠的民俗学说也就紧随其后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最早介绍孙末楠的应该是孙本文。

  1927年,在《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中,孙本文写有“孙楠William Sumner之民俗论”一节。在该节文字中,孙本文将作为书名的Folklways译为了“民俗学”,将在同一“超机官”上三个层次的民俗分别译为了民俗、俗型(Mores)和制度(Institutions),并介绍了孙末楠民俗学说的核心观点,诸如:“民俗在个人为习惯,在社会为风俗”;“社会的生活societal life全在造成民俗与应用民俗”;“社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ety即是一种研究民俗的学问”,等等。当然,孙本文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介绍,与他对“文化(论)”情有独钟关联紧密。他认为,孙末楠的民俗学“实开近时文化学派分析文化之先河,无可疑也”。

  与孙本文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燕京学派的游离者,李安宅也是较早译介孙末楠学说的学者之一。1927年,在哈特(Hornell Hart)梳理的对社会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名单中,孙末楠位居前列。1928年,李安宅翻译了哈特的文章,将孙末楠音译为撒木讷,将Folkways翻译为“民风”,并简介了民仪、制度和民族等概念。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分别如下:

  Customs are widely accepted folkways;mores are customs plus a philosophy of welfare;institutions are mores plus structures.Peoples are ethnocentric;ingroup mores differ from out-group.Charity interferes with survival of the fit.

  风俗是广被接受的民风;民仪(Mores)是加上公益理论的风俗;制度是加上了结构的民仪。民族是族化自中的(Ethnocentric);内群的民仪与外群的不一样;慈善阻碍适者生存的演化。

  自此,源自孙末楠的民风、民仪与制度,不仅是李安宅1929年在燕大社会学系完成的毕业论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的关键词,也成为其整个学术写作中的核心词汇。

  1932年,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的旗手、美国芝加哥都市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派克(Robert.E.Park,1864-1944)前来燕京大学讲学。其对孙末楠民俗学说言必称是的宣讲,再次激发了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以及中国社会学界研读Folkways一书的激情。派克刚离开中国不久,就出版了燕大师生学习心得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其中,相当多的篇幅都涉及到孙末楠的民俗学说。1934年,黄迪还专门撰写了以孙末楠社会学说为题的硕士毕业论文,其讨论的核心还是Folkways一书。这些都使得孙末楠和他的Folkways成为后世称之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不断追加、诠释的燕京学派的共有常识。

  如同岩本通弥教授文中提及的当年对Folklore的多种中文译名,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已经提及的孙本文和李安宅有别的翻译之外,前辈学人对Folkways始终有着多种译名,诸如:民俗学、民俗论、民风、民风论、俗道论。仅从这些译名,就可以确证当年孙末楠民俗学说在中国学界广泛且持久的影响。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基本内容、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对其的植入和创新性使用,仅想说明,对于明确且长期将风俗视为十大研究之首的燕大社会学系而言,孙末楠Folkways势必造成的影响,和这一影响对于中国民俗学与社会学演进的意义:

  其一,孙末楠的Folkways有别于汤姆斯一脉偏重口头传统的Folklore。

  其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孙末楠民俗学说在燕京大学这个平台与中国学者选择并创新的社区-功能论合流之后,再在对法国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17)一派社会学和汪继乃波(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民俗学熟稔的杨堃(1901-1998)的具体引领下,中国民俗学已经在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都大抵实现了向社会科学化的转型,至少说形成了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的“社会学的民俗学派”。

  其三,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同样使得早期的中国社会学运动,尤其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为阵地的北派———社区-功能学派(燕京学派),有着浓厚的民俗学基底。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观点抑或说命题,是需要长文、专书来说明论证的。更不用说,在这一复杂的演化过程中,与江绍原同等重要的民俗学家,也是“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干将黄华节,以及后来的邓子琴等人一度还提出过“礼俗学”。在此,仅想指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有着更加丰富的位相(phase),不但有着诸如传教士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这样研究中国民俗的“土著之学”,还有着明显有别于Folklore(当然受到Folklore影响)的Folkways这一支脉。

  对Folklore和Folkways之间的异同,前辈学人是清楚的。作为社区-功能学派的领袖,吴文藻(1901-1985)在1933年写的这段话,值得今天的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细细品味:

  季氏以为社会反应之限于个人行为者,通称为习惯;其涉及集合或众多行为者,以前常称为风俗,今则统称为民风,以孙末楠的名著《民风论》(Folkways)而得名。他承认欲尽情描写一人群多行为及其生活方式,当莫善于“民风”一词。民风乃社会习俗,积久成风,原义渐失,而成为毫无意义的行为。西国文字中本有“民俗”(Folklore)一词,惟孙氏的民风论,比民俗学更进一层。他发觉民风中有较重要的习俗,一旦经过社会审定,予以认可,为团体态度所强制执行,则此种习俗,不复为民风,却已变为德仪(Mores)。德仪所异于民风者,在其专指社会上是是非非的成规而言:习俗以为是则是之,习俗以为非则非之,莫由强辩,这就是德仪。如此说来,德仪实是民德与民仪的混合物。

  正是因为对社会学和民俗学兼通,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特意指导不少本科生写了关于婚丧、产育礼俗和民俗学运动史等民俗学方面的毕业论文。

结语

  从Folklore的翻译、“民俗”一词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汉语语境中语义的微妙变化,从Folkways对中国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的影响这两个层面,本文尝试回应了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一文中涉及到的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历史的问题。虽然有将前一个问题作为主体的趋向,但因跨语际释读能力以及材料的限制,对究竟是谁最先将“Folklore-民俗(学)”对译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科“小”问题,除罗列了些许事实之外,还是只能存疑,而求教于方家。关于孙末楠Folkways对中国民俗学演进的影响,只是提出了“社会学化的民俗学”或者说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已经在燕大形成这一命题,并未展开详细的论证。

  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想回应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民俗学界不时在讨论的民俗学人类学倾向和究竟要不要以及如何社会科学化的问题,尤其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注燕大的民俗学研究,厘清中国民俗学演进更加复杂的位相与家底,从而继往开来。这一厘清,或者也能给今天中国民俗学究竟如何创造性的移植国外理论一些启迪,以尽可能减少机械的套用,将民俗学做成“术语”叠出却不接地气的“玄学”,而是将民俗学回归到岩本通弥教授所言的“日常学”。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有治社会学史的同仁,关注、正视燕大社会学的民俗学底色,从另一个角度丰富燕京学派的研究,也丰富中国社会(人类)学史,进而能给当下越来越偏重量化统计、理论模型建构和迷信“方法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些启示。

  此外,则还有孙末楠Folkways可能对日本早期民俗学产生影响的直觉。当然,这需要精研日本民俗学史的同仁回应与批评了。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7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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