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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北京“八臂哪吒城”传说演进考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6-30 | 点击数:2423
 

  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

  关于“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说法,倒是广泛地流传于华北、东北,以及华东、西北的部分地区,比如1957年沈阳文联编印的《鼓词汇集》就有《十三道大辙》:“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李淳风。诸葛亮草船去借箭,斩将封神姜太公。”

  这些唱词的流行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日本学者泽田瑞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驻北京,收集了海量的俗曲唱本,现藏早稻田大学的“风陵文库”。文库中涉及“刘伯温制造北京城”的唱本非常多,如宝文堂的大鼓书新词《十三月古人名》卷首:“正月里来五谷丰登,斩将封神姜太公,洒金桥算命的苗光义,刘伯温制造北京城。”卷末称:“我唱本是十三月,这本是六十五个古人,名十三道大折。”据此可以判断《十三月古人名》也就是东北流传的大鼓书《十三道大辙》。清末剧作家成兆才(1874—1929)的《花为媒》就曾将这首大鼓曲揉进戏中,怀春少女五可在戏中唱道:“正月里开迎春春光初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徐茂公。”

  此外,北京学古堂的《绣花灯》中也有相似唱词:“正月里来正月正,柏二姐房中叫声春……先绣前朝众先生,刘伯温制造修下北京城。”《绣花灯》在“风陵文库”存有4种,木刻版书和铅印本各二,唱词基本相同。清末民初,北京打磨厂街有宝文堂、学古堂、文成堂、泰山堂等7家专门出版俗曲唱本的书坊,全都有这类刻本。

  《绣花灯》流传于整个北方地区,如山西《绣花灯》:“花灯上绣众位先生,刘伯温在早修过北京,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陕北《绣花灯》:“能掐会算的苗广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斩将封神姜太公,那孔明草船借箭祭过东风。”吉林《绣花灯》:“一绣花灯众位先生,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山西、内蒙古一带的民间小戏二人台,北方秧歌竹板落子,全都一样。在河北邢台、辽宁本溪等地,这首曲子也叫《表花名》《十二月》,曲子巧妙地将十二月的花名与古人名融合在一起。

  “刘伯温修下北京城”在劳动号子中也有体现,如山东运河号子:“正月里,正月正,刘伯温修补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李谆风。”天津打夯号子:“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那会算诸葛亮,斩将那封神姜太公。”此外,天津的《风柳子》《莲花落》《十二月花歌》诸曲种也有类似唱词。有学者评论说:“‘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斩将封神姜子牙,孟姜女寻夫她哭倒长城。’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没有韵律的瞎编、瞎聊、瞎磕,恰恰得到农民的无比欢迎。许多农民不识字,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熟悉历史。看戏记得快、记得牢。有人一说谁有预见性,他一下子就能对出‘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有人问到,谁修的北京城?那我知道,‘正月里来正月里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这些数白嘴的戏词,使没上过学的农民增长了见识,得到了历史知识。”

  北方地区早在清代就已经流行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陈学霖认为:“从明末清初开始,刘伯温已俨成传奇的历史人物。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秘密会党鼓吹反清复明,崇祀他为翊助革命之护国军师,伯温的传说故事,也就愈变荒诞,成为民间信仰中最玄秘的民族英雄。”比如,在咸丰、同治年间所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奉为襄助排满的神机军师,留下锦囊妙计,预言反清复明一定成功;托名刘伯温的《烧饼歌》更是明确预言了清朝的灭亡、国运的更新,甚至邹容《革命军》也引用其“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肯休”等谶语,预言革命的成功。原本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刘伯温传说,明末清初一路北上,其中既有《英烈传》的传播影响,也有反清复明秘密会社的宣传之功。

  因为有了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北京城内一切建筑都有可能被附会到刘伯温名下,而一旦这些建筑遭遇变故或面临危机,那些湮没已久的传说就会重新浮现。比如,1935年计议拆除西直门箭楼的时候,刘伯温就又一次站出来,暂时逆转了箭楼被拆的命运:“本市某当局,鉴于平西为北平名胜集中地带,每日前往游览中外人士,不绝于途,故交通极为重要,因之有拆除西直门箭楼之计议。连日工务局派工前往测量,但西直门外路南有楼房七所,系刘伯温完成北京城后按照天文形象所兴建者,名曰七星楼,其部位一为北斗。经工务局呈府请示,是否一并拆除,市府为保留古物起见,已决定不动。”

  这则新闻很有趣,因为要保护七星楼,顺带保护了西直门箭楼。七星楼是刘伯温建的,难道哪吒城就不是刘伯温建的吗?我们接着追问,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跟哪吒和姚广孝有关系吗?答案是:至少在1935年,还没发生关系!我们不仅搜检“风陵文库”找不到一本与哪吒城、姚广孝有关的唱本,即便搜遍目前开放的各种民国书刊数据库,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

  事实上,关于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民间传说,各地异文并不相同,如抚顺的《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说:过去的北京是一片汪洋大海,刚好刘伯温来到这里,一看是块福地,是个建都的好地方。但是都城不能建在水上,于是刘伯温找到了水源,发现是个大泉眼,堵不住。刘伯温就去向财神爷借来聚宝盆,把泉眼压上,再修通河道把水给排干了,然后搁这建起了北京城。

  天津的《永乐爷定都北京》则说:永乐帝平定北方之后,打算寻个好地建都城。他和刘伯温二人微服出行,有一天在路上见到有人家出殡,刘伯温掐指一算,不对,今天本是黑道日,不宜出殡,怪而上前询问为何如此择日,主家说,是潭柘寺的方丈给他择的日子。于是君臣二人找到潭柘寺,发现和尚们早已列队等候他们。二人见到方丈就问,为何选择黑道日让主家出殡,方丈说:“因为天子驾到,黑道日自然也就变成了黄道日。”君臣二人大吃一惊,只好向方丈请教选址之事,方丈说:“由此往东四十里,名曰北平,本是元朝皇城,乃天赐之地。”于是永乐帝就在这里建了北京城。

  就算在北京当地的建城传说中,八臂哪吒城的说法在20世纪上半叶也难觅踪影。北京的一则《刘伯温建北京城》就说,燕王要在北方建都城,找来刘伯温,刘伯温让徐达向北射一支箭,说:“箭落在哪儿,就在哪儿修建京城。”徐达从南京一箭射到了北京的南苑。南苑的八家小财主吓坏了,拾起箭又把它射到了如今后门桥的地方。刘伯温带人追到南苑,要财主们把箭交出来,财主们说只要不把城建在南苑,他们愿意出钱建城。可是刚建完西直门楼,就把财主们的钱花光了。于是刘伯温又找来沈万三,没钱就打。沈万三被打得死去活来,只好瞎指,结果他每指一处,就能挖到大缸大缸的银子。后来北京城建好了,城里却被挖出许多大坑,这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北海、中南海。

  四、金受申传颂八臂哪吒城

  1957年,在没有任何异文的前提下,一则成熟的八臂哪吒城传说由金受申整理问世,不过,像陈学霖这样关注该传说的学者并不多。1978年之后,民俗学重焕活力,民间文艺工作者推出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集,诸如1982年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1983年的《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等书,不仅收录了金受申的这则传说,而且将其排在首要位置,使这则传说大放异彩。陈学霖的研究更是将传说的文化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该传说遍地开花,日渐奠定其经典地位。

  金受申是著名的北京曲艺史家,“九、十岁时即听评书,对评书艺术颇有研究”,32岁(1938年)开始为《立言画刊》执笔《北京通》专栏,1953年经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编辑《说说唱唱》(主要刊载说唱文艺)。金受申的身份有助于我们联想到,该传说很可能来自曲艺人的说说唱唱,而不是民间文学的口口相传。刘锡诚就曾指出:“金受申这个传说……不是从北京市民的口中搜集采录来的。”

  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一书中,《八臂哪吒城》与《高亮赶水》《三青走到卢沟桥》《北新桥》《黑龙潭》《蜈蚣井》等几则传说,明显是一串环环相扣的故事系列。《八臂哪吒城》结尾处说:“刘伯温这么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没想到惹得孽龙烦恼起来,这才又引起‘高亮赶水’一大串故事来。”《高亮赶水》结尾处又说:“甜水呢?甜水叫龙子给带到玉泉山海眼里去啦。龙公呢?‘北新桥’故事里再讲。”而在《黑龙潭》的开头则说:“咱们不是说过‘高亮赶水’的故事吗?……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打这里说起的……”这种埋下伏笔不在本单元解决,要求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方式,显然不是民间故事的典型形态。

  《高亮赶水》讲的是哪吒城修建过程中,龙王报复刘伯温,用水篓将水源运走,企图枯竭北京水源,高亮主动请缨,奋力追赶,最终扎破水篓,追回水源,自己却被大水卷走牺牲的故事。这则传说的来历比较清楚,最早出自北京天桥艺人的撂地演出,是为数不多流传至今的鼓曲唱段。铁片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1901—1964)的拿手“蔓子活”中就有《高亮赶水》,北京琴书创始人关学曾(1922—2006)在1950年代末还曾改编《高亮赶水》唱段,同一时期,戏曲家翁偶虹(1908—1994)也编过《高亮赶水》。尽管曲艺形态不一,但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高亮赶水》唱本之所以在1950年代硕果仅存,不断改编,得益于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不怕牺牲、勇斗恶龙的大无畏精神,符合当时的文化主流。

  通读金受申《北京的传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北京建城传说都可归入两个故事系列,一是刘伯温、姚广孝与北京自然条件的斗法系列,一是鲁班先师对工匠的点化系列。由此可以推断,两个传说系列的主要来源是北京曲艺人的商业说唱,当然,不排除部分说唱是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创造性改编。

  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间接资料,证明说唱艺人在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传播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比如,老辈相声演员一说到故事热闹处,往往会冲出一段贯口,带出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不到一个时辰,就惊动了整个北京城,什么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的人都来看热闹,也不管是什么五行八作、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墨家、三百六十行、街市上走的人……大伙儿都围过来了。”岳永逸也告诉笔者,他在北京天桥一带的曲艺民俗调查中,有些老艺人就曾提及早期演出曲目中有过《八臂哪吒城》。即使在新兴的网络评书或相声表演中,还有好些与八臂哪吒城传说相关的音频与视频。

  五、曲艺说唱向民间传说的转化

  在口口相传的散文叙事作品中,那些冷僻知识很容易被相似功能的共同知识所取代,尤其是人名和地名,这是口头传统很突出的一条传播规律。明清以后,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已经慢慢淡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历史记忆,逐渐成为冷知识。与此相反,刘伯温却日渐神化,不断升温为新的热门知识。由于二人的功能、功业十分相似,都是开国君主帝王师、能掐会算、熟稔奇门异术,关键是都姓刘,明《英烈传》甚至直接说刘伯温就是刘秉忠的孙子。在民众口头传统中,故事主人公的冷热替换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作为冷知识的刘秉忠淡出了,可是,同样作为冷知识的姚广孝为啥没有淡出呢?姚广孝虽然在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中偶或登场,但在民间故事中极少出现,甚至他自己家乡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都没有收录任何关于他的传说。姚广孝为什么会在传说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不仅如此,传说的情节还十分稳固,异文之间差异很小,这些特征都是有悖于民间口头文学传播规律的。

  我们再看哪吒形象。《西游记》中的哪吒是“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是“八臂已成神妙术,三头莫作等闲看”,无论六臂还是八臂,三头都是固定配置。就算按元大都十一门计算,十一门减去三头,再减二足,哪吒理应只剩六臂,而不是八臂,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现的漏洞。如果按明清北京城的九门计算,至多也就是一头六臂二足,六臂哪吒城勉强说得通,但八臂哪吒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

  如果八臂哪吒城传说真是从北京民众的生活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故事就一定能够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承中补足缺失,获得自我优化,八臂哪吒城就一定会被纠正为六臂哪吒城。正如前引明代《农田余话》早就指明了“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另外,英国人阿灵顿(Arlington)《寻找旧北京》(1935年)也提到“北京城的型制是要象征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但在目前可见的各种哪吒城传说中,哪吒俱为八臂形状,从未出现过六臂哪吒的异文,这种错误形态的高度稳定也是有悖于口头传统的。

  综合上述各种有悖于口头传统的特征,结合传说首发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及其知识结构,这些非常现象一再提示我们,元代虽然已有哪吒城的概念,但是并没有配套的故事情节,所谓八臂哪吒城的传说是由北京说唱艺人创作并传播的。

  说唱艺人是职业故事家,相当于故事界的“意见领袖”,既要传唱故事,也要发明故事。旧北京的天桥说唱艺人多数靠故事说唱谋生,演出质量既有赖于艺人的表演技艺,也有赖于故事的新鲜热辣。如果故事传唱达到一定时长,逐渐为公众熟知,也就意味着该故事不再具有商业价值。这时,说唱艺人就得及时放弃旧故事,发明新故事,如此不断刷新。因此,从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不愿意故事太快为公众所熟知,这样有利于延长新故事的“有效传唱期”。

  说唱艺人的故事一方面要新奇,一方面还得跟同行的同类故事保持大致一致,否则很容易受到听众质疑,引发同行之间的相互倾轧,所以说,同时代艺人说唱水平之高下,主要体现在个人演出技艺,而不是故事差异(个人创作的、非共享故事除外)。同一门派的共享故事尤其稳定,因为门派既要对外展示其原创性和独特性,又要对内强化其权威性和统一性,最大限度地盘定市场份额。因此,由说唱艺人创作的故事往往会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受众范围比较稳定、异文之间差异小、逻辑漏洞被忽视、冷知识能够得到稳定传播等。我们将这些特点对照于八臂哪吒城传说,基本上全都吻合。

  目前可知的八臂哪吒城传说源头,几乎全都指向金受申,著名的北京学编辑赵洛在《赵洛讲北京》中提及城门传说时,通篇只引了“金受申说北京城图是刘伯温和姚广孝画的”,可是金受申却强调说:“北京人都知道、都传说:‘刘伯温、姚广孝脊梁对脊梁画了北京城。’”这里所谓的“都知道”,应该是指他自己生活的曲艺圈周边。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有一绰号“八臂哪吒”,1939年的一篇业内软文介绍说:“(我们)仿效水浒传点将录的先例,给他加上一个绰号,唤做八臂哪吒。”全文丝毫没有涉及“北京人都知道”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很可能该传说在1939年尚未出现。由该传说在20世纪50年代尚无其他异文的情况来看,传说在当时应该尚处于“有效传唱期”。由此推测,陈学霖将八臂哪吒城传说的生成时间定位于“清末民初”,还是过于信而好古,八臂哪吒城传说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20世纪40年代。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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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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