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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鑫]民俗医疗观念与疾病的文化隐喻
——以高坡苗族大洪村为例
  作者:韦鑫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3-07 | 点击数:1672
 

二、民俗医疗观念

  高坡苗族大洪村村民的医疗体系囊括了“民俗医疗体系”与“现代医疗体系”,村里从80岁的老人到蹒跚学步的孩童每年都会缴纳农村医疗保险。在患病时,他们还是会选择先到医院去治疗,然后再采用民俗医疗的方式。大洪村的民俗医疗方式包括超自然力的治疗和地方性知识的药理治疗。

  “生病了还是要先到医院去看,拿药吃,如果好不了,是要看米解鬼的,有些病医院拿着也没办法,请神做鬼又能感觉好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

  (一)神药两解

  “神药两解”治疗疾病的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几乎在每一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主要是使用驱邪避鬼的仪式,用以草药去减缓患者的伤痛。在高坡乡山林、田坎随处可见的民间草药,例如土大黄、苦蒿、香草、老君须等。“神药两解”是民间传统与中医学结合的产物,地域性较强,民族特征明显,这是由当地的民族文化所引起的。传统的农耕社会,民众的医疗知识水平有限,高坡背牌苗族对大自然的崇拜发展到多神论再到现在的“祖先崇拜”,在不断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根据祖辈传下来的经验以及生活的环境,逐渐形成带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俗医疗体系。文化本身就是不断的适应自然与社会,就如同埃米利·马丁(Emily Martin)提出的那样:“一种身体的结束是另一种身体的开始”。

  “苗药”作为苗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信仰有着重要的关系。不同区域“求医问药”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尽管现代医疗的介入程度很大,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高坡背牌苗族对民俗医疗也是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更想了解的是身体怎样从现在的虚弱感中脱离,摆脱现在疾病缠身的困境,不论哪种方式。不难发现的是,只要在民众中发生一件“神药两解”的案例,在该区域中生活的群体就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对其的疗效性产生信心,当然这不是该事件的功劳,而是代代相传的传统行为,某种程度上产生的认同感。“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从自然环境、个体生理、精神、社会背景等方面入手,强调身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治疗的过程中具有仪式感,根据病症寻找外部的环境因素而不是病症,例如对于雷神的信仰,忽然之间头晕,半边动不了,当地人认为就是招惹了雷神,才令患者半边麻木。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就会先强调引起这个症状的原因,是因为得罪了雷神。“神药两解”当中的神就是基于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疾病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对于民间的信仰决定了他们选择治疗的渠道。

  古代文字中的医书写为“毉”,所以中国一直将医与巫联系在一起。从原始社会中的巫医到文明社会中的医师,这个历史是漫长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巫医一直被当地的鬼师、毕摩、布摩等充当着。民俗医疗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一直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发展,也是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并没有干预民俗医疗,给出了空间让其发展。比起专业的医疗,“神药两解”的社会价值功能更大,因为其是被大众承认的民俗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与民众的经验知识相符合。“神药两解”中的“苗医”大多数身份多重,家庭成员也是传统村落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的人,大洪村中采访对象的爷爷是原来村里的鬼师,母亲是媒拉,他本人在念完书后到了卫生所,后来父母认为每天接触血腥的东西,回家有所忌讳,就劝其改行,他之后就放弃医疗,从事了教师工作。尽管受到家庭的影响,成为了当地的教师,但他还是学习了鬼师、药师的相关民俗知识。从生产活动中来看,“苗药师”的这个群体,他们和当地的群众一样只是生产活动中平凡的一员,而从民俗医疗的参与者来看,他们就是这个活动的基础。

  从原始农耕社会开始,民俗医疗的医师就具有一定的地位,都属于当地具有威望的地方精英,群众在选择民俗医疗的方式时对医师都十分的信任。“苗医”必须掌握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过去的患病历史,慢慢地建构出一套适用于当地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一己之力建构的,它是代代相传,不断更新的一个过程。

  (二)超自然力的治疗—仪式

  超自然力的治疗是当地的苗医长期积累以及祖辈传下来的经验,与传统民族文化有很大关联,经常用于治疗“非自然”引起的疾病,属于民族信仰的范畴,而真正明白的人只有参与其中的苗药师,对于患者以及群众来说,那是不需要明白的知识。

  高坡背牌苗族最主要的是信仰祖先,祖先的龛位一般在堂屋的正中央,在神龛的上方是不允许住人的。他们属于多神信仰,信仰自然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敬水井、祭保寨树、祭山神、扫雷神等,他们重视仪式的过程,希望在通过这种方式人与自然中的“灵”能够和谐相处。鬼师、媒拉婆、先生是当地重要的三种与鬼神沟通的身份,他们三种身份即相互隔离又相互重叠,鬼师主要在一些丧葬仪式、祭祀仪式上出现,而媒拉主要用看米的方式来解鬼,先生主要看风水命理,都有自己专属的领域,在某些场合他们又会同时出现,各司其职。

  鬼师是苗族社会最主要的宗教执行者,很多的祭祀活动都离不开鬼师,一般学习的人都为男性,记性要好。他们不仅要懂葬礼、求子、架桥、祭祖等仪式的过程,记得相关的口诀,另外还要发挥医师的职能,懂得“神药两解”治疗疾病。

  列举以下几种:

  第一种当家的人命不好无法生育,在六七月间谷子开花的时候就会到有水的地方去,一般会在河边,传说河将时空分为阴阳两界,而人的灵魂在河的那边,于是就要搭一个桥让灵魂过来。搭的桥有人踩了就会有娃娃了。除了六七月份,三月份也是可以搭桥的,三月份搭的桥叫做清明桥,而选择的场域为求子的人家家里,先去找两块一样大小的矿石放在堂屋进门的门口,两块矿石的上面各挖一个小槽,然后用桃树划成的枝丫插在槽里搭成桥的模样,用水泥将槽密封,准备用一丈二的布从有屋檐水的地方开始搭到堂屋内,在布的上面放四块粑粑,并且下面压着要用的钱。在堂屋门口的左右两边分别放四碗酒,屋内安放两张桌子,一张在堂屋的正中央,一张在堂屋的左边,而堂屋的右边是媒拉婆站的地方。正中间的桌子上放的是很大一块二块粑,左边的桌子放的物品是一块二块粑和一个米槽,地上左边放三碗酒用于敬祖先,前面放四碗酒用于敬桥公桥婆。在进行屋内仪式之前先生会看一个好的日子,这天鬼师和媒拉婆就带着四个当家的男人,有儿有女的双边人去沟边搭桥公桥婆,无儿无女的人是不可以参加这个仪式的,媒拉婆去打媒拉,鬼师是去念祖先的名字,男的念一遍女的念一遍,把娃娃的魂念过来。媒拉婆用鸭子整魂魄来,拿鸭子脖子在布上抖,看有没有小虫子落下来,布有虫在上面爬(灵魂来了),拿块粑粑盖起,说明灵魂来了,小蜘蛛是最好的。

  第二种小孩出生解关煞,在村落里发现不少的挡箭牌,拿小孩的生辰八字给先生看后,看他哪里不好,立碑把不好的东西指向别处。先生看之后,才请石匠来打碑,然后立在离家不远处的路口,同时也相当于为路人指路,做好人好事,为家族祈求平安,是一种积“阴功”的表现。

  第三种叫魂,在人的身体因不明原因虚弱无力、神志不清、产生幻觉、逐渐消瘦等情况时就会采用叫魂的方式。在当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寨子里面的,有些人的身体虚弱,正好遇见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感觉自己被鬼侵扰,这个时候鬼师就会用一个驱鬼仪式,杀牲献祭。

  (三)地方性知识—药

  高坡背牌苗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一般的小病。大洪村被群山包围,药材资源相当丰富。苗药方一般是祖传的,通过日久天长,祖传下来,有些也是为了精益求精相互学习,相互交换得来的。

  在当地可以用头发来做药,人的鼻子嘴巴出血,比如小男孩就用爸爸的头发烧成灰和土大黄的根根(把土大黄洗干净碾碎)用温水泡着,泡个十四五分钟,拿给小孩喝,最多喝三口。用剩余的水搽额头,太阳穴两边。女孩子就用妈妈的头发,如果爹妈死了的就用哥哥姐姐的,万一是大的,男的就用比你年龄大的头发,女的也是如此。鼻子嘴巴流血,起码有80人以上医好的就是这个方法。在苗族的医疗观念中很早就有了亲属关系的概念,他们将这种概念运用于药理,合理的解释了血液以及身体表征对于人体的作用。

  有些人家,家里不顺的就要迁坟,人是拿大木头装着的,要用死人的骨头,没有经过风吹日晒,也没有经过太阳照,把木头盖着揭开,捡一块死人的阴骨,取死人的一截骨头拿回来用,嘴里就念,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起了,我给你老人拿点药去救人(你给对方讲是拿去做药,对方就会原谅你),这个骨头不能拿进家,因为冷骨不能拿进家,就拿纸和布包好,挂在外面的房梁上,拿小刀把骨头刮下来,和点水,吃了就好了。用人的骨头可以救人,是因为他没有经过日晒雨淋,他在棺材里面,日久天长也变得有毒。这是运用了以毒攻毒以人救人的医疗观念。

三、结论

  在和当地村民的交谈中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医疗与民俗医疗通常是共同作用于疾病的处理,所以无法区别出它们效用的大小。村民选择治疗方式时还是非常理智的,他们不会否认民俗医疗的方式,也不会拒绝现代医疗。他们的心中会自动评估自己的病情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医疗方式。

  在现代医疗的作用下,疾病的缓解也会为民俗医疗提供契机,这是由于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特定环境下的社会行为。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神药两解”的医疗方式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神药两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是民众在生活中积累的地方性知识,在医学、药学、生态学、民俗学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也为当地民众的疾病认知、身体的认识、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本文刊载于《怀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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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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