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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弘]稳健迈出田野调查的第一步
  作者:余光弘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7-30 | 点击数:8475
 

  三、学做田野调查就是学做人

  人类学研究的特色之一,是能理解异文化的文化逻辑①。要对所研究的文化能够深入了解,人类学者仰赖的是长期的田野调查。在田野点常住自然须参与该地的生活,如何与村人和睦相处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学习做田野调查就是学做人,学习做一个能够被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村人接纳的好客人,不仅要避免得罪人,更要积极地与多数人建立良好关系,这是个人的形象经营(impression management)。关于田野调查者的形象经营,有两个问题值得先加讨论,其一是形象经营是否必须欺骗,其二是形象经营是否有道德上的疑虑。

  Bernard认为,参与观察是包含欺诈(deception)与形象经营的[1]256。他甚至引用Harry Wolcott的用词“田野工作的暗黑艺术”(the darker arts of fieldwork)[2]来阐释形象经营,举出Evans-Pritchard操弄两位Azande巫医的竞争心,以取得大量巫术与草药讯息的例子[1]277-278做为佐证。他也推崇在Colombia做调查的William Partridge拒绝喝酒的借口“Estoy tomando una pastilla”(我正在吃药丸),这句话中的“药丸”在当地指的是治疗性病的药物,吃药丸不能饮酒是众所周知的,也让Partridge说话时有“一展雄风”的意味[1]298-299。

  我个人并不赞同对报道人说谎,因为所有的人类学者都主张在做田野调查时要与被研究者建立“投契”(rapport)。所谓“投契”,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互相信任的关系,一个常欺骗对方的研究者,如何一厢情愿、心安理得地想取得对方的信任?因此我做田野调查时都以诚心对待报道人和其他村人,带领学生做调查时也要求学生对报道人以诚相待。但是人际之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诚实,前述田野点中饮酒与否的问题就常是诚实与否的考验,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谎称身体有问题,才能拒绝强力的劝酒。当面对村人或报道人不合理的金钱需索时是第二个考验,通常能有效遏止需索的唯一答复是“我没有钱”。实际上以提款机的普遍来说,一个人除非是完全没有存款,根本不可能诚实地说“我没有钱”,因为你的口袋可能无钱,你随时可取的银行账户却是有钱的。要保持诚实,你只能在无尽的需索下耗尽存款,否则永远无法有效地拒绝。

  为了保护自己,明明你喝了酒并不会有过敏反应,你却要向村人宣称喝酒过敏;明明你口袋或账户中有钱,你却向开口要钱的村人说你没有钱。当然在田野调查中还会出现很多情况,你若不找借口搪塞,可能会对你的人身安全、财务状况、时间利用等有所妨碍。一方面要与报道人建立互信,另一方面基于自我保护必须说一些“小谎”,其间如何拿捏,确实是一个困难的课题。

  我个人的经验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除了应付无理需索时说“我没有钱”之外,我很少说别的谎话,所以在田野点喝得大醉是常事,也常对于真正有需要的村人解囊或耗时、出力相助,如此也赢得村人、报道人真诚的友谊。我带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生在福建的八个村落做过田野调查,对学生的要求就是真诚地与村人相处,因此工作结束后全队师生都与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情谊,持续多年,至今仍来往不断。

  至于何谓“小谎”,实际上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界定。因为对村人来说,“谎言”并无大小之分,只要你被发现撒谎,要与村人建立投契就会产生困难,进而影响后续的调查工作。但有时在自我保护的情况下却不能完全说实话,这时一定要注意“测谎时效”的问题。我在台湾做调查时,不止一次碰到谎称与我同单位的调查者,村民询问时我自然不会为他们圆谎。上节述及进入田野点即应向村民自我介绍,诚实地交代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点上撒谎是很不聪明的,因为个人身份的测谎时效有可能是无限长的,现在网络资讯发达,只要有一位村民任何时间对你的身份起疑,在手机上按几个键即可见分晓。

  “测谎时效”应分做“测谎”及“时效”两部分来说明。前者要注意谎言被拆穿的难易,台湾老人常言说:有钱、有学问及有力量三者最好不要自吹自擂,因为只要一开口或一出手就能见真章。以不喝酒的借口来说,“我昨晚拉肚子”要优于“Estoy tomando una pastilla”(我正在吃药丸)①,劝酒的村人很难确定你是否拉肚子,如果派送或取得“药丸”的诊所或药店就在村里,这个谎话穿帮的几率就很高。同样以上述的两个借口来看时效,前者能够使用的时间很短,最长不过三五天,否则村人会对你何以“长期”腹泻起疑;吃药丸应该有个期限,不能一年到头都吃,但也不至于仅能持续数日,使用数周或数月大约是可以的,此借口的测试期限也相对地极长,村人只要有机会与“药头”接触就能识破谎言。无论如何,被村人拆穿谎言的研究者,辛苦建立的形象立即荡然无存,严重者有可能必须停止调查工作,即便是已经离村也会丧失未来回访的机会。因此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对村人及报道人随意撒谎,势非得已的借口也要慎重思考。

  田野调查者的形象经营是否不道德、应该被批评?曾有一位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将此种困扰告诉我,他的同舍、不同专业的室友讥嘲他,在田野点为了获得资料要巴结、讨好报道人,他的朋友也批评人类学者是不诚实的,为此他觉得深有罪恶感。我反问他人际关系中有什么是不必巴结、讨好的?以大学生中常见的男女朋友关系论,从结识交往开始,双方都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能不顾形象“坦腹东床”者能有几人?而亲如夫妻、父子、师生、朋友之间有可能百分之百的真诚相对、不互相讨好吗?更遑论同学、同事或其他更疏远的人际关系。因此为了赢得报道人的信任,努力将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并不可耻,只要事事留心、关心,不要做不受欢迎的客人,长此以往就会逐渐被村人接受。

  要做受欢迎的客人,首先要从不造成居停主人的困扰做起。很多过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人,住到别人家后,不自觉地要房东收拾吃喝过的杯盘碗盏,以及使用过的卧室、盥洗室。如果仅二、三日房东或许还可隐忍,时间长了难免开始抱怨,难免影响宾主关系,消息传出,你在村人心中的形象自然也会受损。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实习的教师,要随时监督学生整理居住处,也要定时维护周围的清洁卫生,临走前更要将住处恢复使用前的状况。做到这一基本要求后,要更进一步帮助房东及村人解除困扰,也就是下文第六节要讨论的“将报道人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

  其次不能让村人觉得你是搬弄是非的人。我老家有一句谚语:“说话要关后门。”意思是隔墙有耳,你讲的话可能有人碰巧听到并传播到别人耳中,因而造成风波。我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实习时,学生在工作之余常互相交换资讯,有时甚至作为笑谈之资,并不留心他们的谈话是否会被村人听到。可以想象如果有村人听到并加以传播的话,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调查者会被村人视为不可信任的“广播肉台”,以后可能不会有人愿意与其交谈。

  如果在做田野调查时能够随时谨记“不要造成村人的困扰”,以及能“将报道人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对于你今后为人处世的成功一定会有帮助,这就是“学做田野调查就是学做人”(第六节将再进一步讨论)的道理之所在。

  四、将陌生人变成报道人

  一个刚进入田野点的研究者,经常会碰到被冷漠对待的问题,虽然尽力想与村人亲近,得到的往往是敷衍了事、缺乏诚意的回复。一位人类学者与其妻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Bali)做调查的初期经验是很经典的。巴厘人对他们视而不见,在路上碰见的村人“似乎是望穿(他们),将焦距对准(他们)身后数码之远的树木或石头……如果(他们)能够逮到坐着或靠墙而立的村人,他可能缄口不言或只含糊地说出巴厘人的终极废话‘是’”[3]412-413。对于做田野调查实习的初学者来论,这样的状况常会造成恐慌,尤其是实习的时间仅有短短的一周或一旬,每一次挫折代表的都是时间的流逝,因此越是找不到可访问的村人,越是急着抓到人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对陌生的村人不断提问则造成更多的猜疑,形成恶性循环。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固然田野点的每位村人都可能成为报道人,但对村人来说,突然窜入的田野调查者是不折不扣的陌生人,一个到处打听提问的陌生人是令人不安的。虽然教科书或教师常会叮咛初学者,田野点由老到小每个村人都可以为师,我们却不能忽视要将村人从陌生人转变成报道人是有一个过程的。简而言之,陌生人必须先转化为熟人、友人,才能进一步成为报道人。

  任何田野调查者从一进入田野点开始,必须每天在村寨的大街小巷不断穿行,见到冷漠的村人要礼貌地招呼,但不要随意开口提问,每日数次的“散步”是田野调查重要的奠基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无法找到人交谈访问而放弃。在田野点不断地穿梭有很多目的,首先是让村人对于调查者不再“面生”,渐渐“面熟”,如此才能慢慢祛除陌生感,进入熟人、友人的阶段。其次每日数次的“闲逛”可让村人习于调查者的存在。调查者固然在研究调查点的村人,村人也在研究调查者,一个入村后即深居简出的陌生人,只会加深村人的疑忌,无益于双方的了解及互信的建立。最重要的是田野调查贵在观察到真正的行为,而非掩饰、修饰的行为。村人初见调查者出现,其言行一定会受到干扰影响,但是见过数次后,调查者的出现变成例行公事,村人慢慢习惯、麻木而安之若素,最后调查者的出现并不会打断村人正在进行的交谈或互动。经常现身的调查者对村人的言行不会完全没有影响,但肯定会减低干扰的程度。

  每日数次对田野点的巡行,还可熟悉田野点的地形、地貌以及各种建筑物及重要地标的位置,并标示于村落图上。如果村中并无现成的地图,也没有卫星定位仪可用,村落图的绘制就是依靠每日的观察及记录,从无到有慢慢累积。每走过一趟,村落图的标示都要有所增删修饰,直至山丘、河流、巨石、大树、道路、桥梁、渡口、水井、庙宇、祖祠、学校、警局、住宅、商店、田地等与村人生活有关的天然及人造地上物,都能在图上显示。村落图在田野调查进行时、调查结束整理资料及撰写田野报告时都非常重要,为免偏离主题在此不再多谈。

  对于田野点地理环境的确实掌握,有助于田野调查的成功。报道人提供资料的内容不外村中的人、事、时、地、物,访谈所得的资料有很多会牵涉村中的地理环境,例如“祖祠后的三合院”“村口的店铺”“山脚的土地公庙”等。调查者若掌握了村落图,对其上的重要地标了然于胸,自然能了解报道人所述,报道人也能够与调查者逐渐产生“自己人”的感觉。反之对于田野点的地理知识茫无所知,而要“每事问”(祖祠在哪里?什么店铺?),访谈效果自然是事倍功半。所以即便村政府、派出所或其他机构中有现成的村落图可借用,也不能省去在村中穿梭认识、熟悉环境的功夫。

  五、幸运的一夕破冰

  初入田野时每日看似漫无目的的闲荡,是和报道人建立关系的重要步骤,报道人会从对研究者的冷漠逐渐转为热情的接纳,有时机缘巧合这个破冰的过程是突然发生的,前述Geertz在巴厘岛的经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Geertz夫妇进入田野十余天后,巴厘人一直将他们视为“一片云或一阵风”似的并不真的存在,但是一场斗鸡迅速将情势改变。

  斗鸡在印尼是违法的,但是巴厘人乐此不疲,也引来多数成员是爪哇人的警察不断地突击斗鸡场,并逮捕、惩罚参与斗鸡的巴厘人。Geertz夫妇躬逢其盛的一场斗鸡,因为是为村中的学校募集资金,而且警察也已经“打点”好了,所以并非悄悄地在不引人注目处进行,而是在村中的广场大张旗鼓地厮杀。斗过三个回合后,突然一卡车挥舞枪支的警察冲入场中,可以想见鸡飞狗跳的场景。Geertz夫妇也杂在四散奔跑的村民中逃离现场,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尾随一位村民进入他家。主妇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地迅速清空一张桌子,铺上桌布,摆出三张椅子及三杯茶,三名“逃犯”立刻落座品茶。不久后一名警察入屋查问,尽管五分钟之前他们并未交谈过也不算彼此认知,屋主竟然可以将Geertz在村中的目的清楚交代,并鬼话连篇地撇清他们三人与斗鸡完全无关,警察只好悻悻离去。隔日Geertz夫妇成为全村的焦点,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如何惊慌失措地窜逃、如何愚弄警察的盘查等细节,不断地在村人间传述。从此他们不再是视而不见的人,与村人间无形的藩篱也在一夕间消失无踪[3]414-416。

  我个人田野调查时也有几次幸运被接纳的经验。我在台湾高山族某个村落做研究时,前两个月也是受到村人“相敬如冰”的待遇。有一日我照常在村中“压马路”,远远望见几位年轻人在路边交头接耳。我假装不经意地经过他们,但以眼角的余光看到他们相偕进入一栋房屋。我如常环绕村道一周后直攻目标,走到他们进入的房舍探望,屋中有四人在打麻将,另一人在旁观战。他们见我探头,一脸尴尬地说:“过年了,打个小牌玩玩。”并问我会不会打,要不要加入战局,我同意之后,其中一人让位给我。打牌间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近午时他们邀我共餐,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叨扰了。三杯下肚后,有人说村人一直认为我是调查局的密探。我大为吃惊,因为我已一再向村人表明台湾大学研究生的身份,甚至也出示过我的学生证。他们的推论很简单,我一到就住进村办公室闲置的值夜室,每日只是无所事事地在村中闲晃,似乎衣食无虑。至于学生证,对调查局的密探来说是唾手可得的。我反问为何推翻他们之前的推测,答案很简单:“调查局的不会和我们坐下来打麻将。”从那天之后,我在村中不再是被敬而远之的陌生人,而是到处受到欢迎的客人。

  另一个与田野点的居民隔阂瞬间冰释的案例,发生在台湾北部的一个农村。我们田野调查的据点是一座很大的三合院,其中住着叔侄堂兄弟好几户数十口人。虽然每日进出碰面打招呼,但关系就维持在基本的礼貌互动上,直到一个事件的发生,让房东与房客的关系很快地水乳交融。当时台湾农村还是使用以柴草为燃料的土灶炊煮,割下的稻叶稻秆捆扎堆成垛,以便主妇随手可取,我们住屋的背后即有一大垛。某日下午,我们一群人在屋内突然听到外头人声鼎沸,原来有孩童在稻草堆下玩火,不慎引燃,火势很快威胁到紧邻的房屋。幸好屋前就有一个大水池,所有人立刻七手八脚取水灭火,人多好办事,总算有惊无险,将火扑灭。大家惊魂甫定坐下休息时,发现每个人在穿行飞扬的稻草灰救火时都成了大花脸,彼此互望都忍俊不住开怀地笑出来;当然从此以后我们与大院中的每户人家都亲如家人,没事时互相串门子闲聊,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也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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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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