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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顾颉刚从无到有的民俗学建设，主要依靠出版物的辐射作用，出版成果则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重印既有的民俗学成果，一是征集原创的民俗学成果。
顾颉刚有强烈的写作和出版欲望，刊行丛书和杂志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说：“我最悲伤的，北京大学自从成立歌谣研究会以来，至今十年，收到的歌谣谚语有二万余首，故事和风俗调查有数千篇，但以经费不充足的缘故，没有印出来。凡是不到北京大学的人便没有看见的机会，有了同没有一样！我因为有了这几次的创痕和怅念，所以到了中山大学之后发起民俗学会，就主张把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使得中山大学所藏的材料成为学术界中公有的材料。”
王霄冰教授和黄媛同学选录本书的三个部分，全都是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时期印刷出版的民俗学著述。
第一部分“孟姜女故事研究”是确立中国现代民俗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奠基之作，该书内容主要写作于北大时期，但结集出版却是在1928年的中山大学。当时大概是钟敬文执笔的广告语中写道：“《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此书，为本校史学系主任顾颉刚先生所著。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其对于孟姜女故事的探讨，乃他为研究古史工作的一部分，而成绩之佳，不但在中国得到许多学者的钦佩，便是日本许多民族学家史学家及民俗学家，也很为赞许。此集里面，共收其所作长文两篇：A，孟姜女故事的转变，B，孟姜女故事研究。书前有顾氏自作序言一篇，叙述其研究此故事的经过，书末有钟敬文先生所作校后附写一文，评论顾氏这个工作的价值及他所以能有此好成绩的原因，诚为现代出版界中一部不很易得的产品。书价极廉，每册只售三角。”
第二部分“妙峰山香会研究”主要是顾颉刚等五人于1925年春末对北京妙峰山进行为期三天的调查之后，顾颉刚撰写的主题报告。这次调查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民俗学调查，顾颉刚将自己的主题报告与其他调查者的游记或报告结集为《妙峰山》，由中山大学出版部出版。后来，他又从容庚处看到北京奉宽的《妙峰山琐记》书稿，该书对妙峰山考证甚详，正苦于无从出版，顾乃大喜曰：“那好极了，可以让给了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了！”于是两边沟通，当即将书稿交到了中山大学出版部。顾颉刚特地为之作序，这部书就成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中的一分子。
第三部分“其他”主要是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时期为倡导、弘扬中国现代民俗学而努力写作的学术小品，其中以提携后进的“序言”为主。顾颉刚一生中创办和主持过至少十几份学术刊物，培养过无数作者，他不仅是学界宗师，还特别擅长普及知识、发动群众、提携后学。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创办过“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专门编辑出版抗日通俗读物，该社出版物的一大特点就是“以最低价格，销售民众”，不惜做亏本买卖。由此可见，顾颉刚对于唤醒民众，发动群众，集合民众力量同心同德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诉求是多么迫切。
四
可是，顾颉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太著名了，而传统中国学术又是以经史之学为金字塔顶的学术格局，导致他在其他许多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反而不为学界所瞩目。其实，顾颉刚的许多史学理论和哲学思想，恰恰是从对民间文化传承变异的观察和思考中生发出来的。
吕微甚至认为，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学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之为后现代学术的一代宗师。在顾颉刚看来，所谓古史的真实本体是我们根本就无法真正了解的，我们所能切实把握的其实只是后人关于历史的诸种“造说”——传说和故事，后人的造说不断地被累积起来，于是我们才有了关于古史的系统知识。海登同样认为，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叙事的话语，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已经经过历史学家以及无数的历史叙述者们的过滤，从而不再是客观的事实。就历史通过叙事向我们呈现而言，历史其实也是故事、传说，或者说历史的形式从来就是故事传说。在这些关于历史与叙事关系的根本问题上，海登与顾颉刚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然，顾颉刚绝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位现象学家，他是科学与理性的坚决拥护者，“只不过他是借助于类似现象学的方法达到了经典的、理性的启蒙主义认识论的目的，即通过对现象的认识达到了对本体世界的存在设定”。也就是说，顾颉刚虽然不是一名后现代学者，但其理论与方法的超越性使他具有了穿越时空、跨越流派的巨大学术容量。这也是顾颉刚至今依然被我们奉作学术偶像的理论支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无疑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科学方法结合得最天衣无缝的学者之一，他很好地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学术理想。顾颉刚进北京大学时，正是民主和科学思想迅速传播与深入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眼光开始转向民间，学术领域也出现了眼光向下，关注平民文化的呼声与势头。顾颉刚正是这一学术风潮最出色的冲浪者。
顾颉刚将古史与传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拓展了上古史学的学术视野，也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奠定了一套坚实的基础研究范式。整个20世纪上半叶，“层累造成的古史学说”以及“传说的历史演进法”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时尚观点和流行范式。
五
顾颉刚的民俗研究，尤其是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不仅在民俗学领域具有示范意义，即使在整个国学领域也具有广泛影响。2001年，钟敬文在回顾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时，曾把《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作民俗学的《论语》：“有些经典的论著可以一印再印，《论语》就有很多版本。《孟姜女故事研究》，我们这个学科的人都要有，可以印出来当礼物送给开会的人。”
户晓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顾颉刚研究范式的当代价值：“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时，不仅首先可以看到顾颉刚树起的一个不低的起点和标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已经深刻地演变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影响着当代学者，所以，无论从学术史还是从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来说，顾颉刚都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学术的‘山峰’，更是我们在学术上继往开来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
奇怪的是，尽管有许多学者一再强调顾颉刚研究范式的重要性，但由于顾颉刚研究范式的基础是史学范式，而目前的民俗学科却归属于社会学名下，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学科的民俗学，中间似乎隔着一条相互敬而远之的巨大鸿沟，因此实际上顾颉刚研究范式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大多数当代民俗学者的研究实践中。
民俗学到底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是一个自其产生以来就未曾有过确切答案的问题。顾颉刚是把民俗当作民众生活的历史来看待的，他在《民俗》周刊发刊词的结语部分写道：“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相同的意思也体现在他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演讲稿中，他说自己在历史研究中，时常因历史记载的偏畸而感受着痛苦：“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他把民俗学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记录下层民众生活史的那个部分。这与目前教育部的学科设置对民俗学的学科定位是不一样的。
近百年的民俗学史，已经历史地造就了执着于不同研究范式的两拔人马共用着同一个学科名称。大凡倾向于把民俗学视做人文科学的学者，多是顾颉刚的粉丝；而那些倾向于把民俗学视做社会学科的学者，似乎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顾颉刚民俗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求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终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顾颉刚凭籍自己的兴趣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对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追根溯源，他从戏曲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反过来又用史家的眼光、辨史的方法从事民俗研究，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浩瀚的文献，极富中国特色，使得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学术经典永远是学术革命再出发的新起点，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论语”，需要一印再印。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本书不仅是新晋民俗学者的入门必读书，也是值得资深民俗学者一读再读的行业“论语”。经典文本为什么常读常新，因为它总是让我们激动和沉思，在摸索前行的道路上提醒我们回到原点，在不断精进的反思中刺激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
打着顾颉刚的偶像大旗，是不是真要回到顾颉刚研究范式的旧路上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位令我们心悦诚服的学术偶像、精神导师，他的学术光芒将照耀我们劢力前行，鞭策我们永不懈怠。感谢中山大学中文系，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感谢王霄冰教授，让我们重温经典。也衷心地祝愿中山大学民俗学重铸辉煌。
施爱东
201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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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民俗中华” 2019-02-25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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