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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葵]现代日本社会的“祭礼”
——以都市民俗学为视角
  作者:王晓葵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2-11 | 点击数:1913
 

一、从地域传承到社会传承-花祭

  “花祭”是日本中部爱知县北设乐郡等地传承了将近700年的祭祀活动的总称。其中北设乐郡的花祭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花祭据说源自镰仓室町时代的修验道的信徒们的仪式活动,主要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12月到1月之间,人们围着沸腾的水盆彻夜狂舞,这些舞分少年舞、青年舞以及鬼舞等。人们将烧开的水喷洒到身上,来去除身上的污秽。

  举行“花祭”的时间各村不同,主场地由村内各家轮流承担,也有相对固定某个地点的。或者在神社举行。“花祭”举行场所称为“花宿”,人们认为,“花祭”期间神灵将会降临至此,“花宿”便成为一个神圣空间,神灵降临的时候会依附在剪好悬挂起来的纸片上,“花祭”参加者分为“舞子”和“宮人”、都是由当地的祭祀组织构成,过去“花祭”是禁止女性参加的,近年由于人口减少,为了维持这项活动的进行,以及适应时代的变化,女性也逐渐被允许参加。

  长期以来,“花祭”一直是当地民众祈愿丰收、家族平安以及增强自身生命力,从而获得重生的祭祀活动。但是,这个延续了将近700年的民间传承,随着农村的凋敝,能够参与和承担祭礼各项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活动本身面临中断的危机。根据樱井龙彦的调查,“截止昭和25年(1950)奥三河地区还有21处“花祭”传承地,然而在历经60年的变化中,2010年度(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的统计显示,现仅存15处,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现今这15处传承地的“花祭”已面临濒死的危机,每年仅是勉强维持。例如,丰根村山内地区的“花祭”在2007年终止,当时该地区居住21户村民,人口计40人,平均年龄超过67岁。另外,东荣町布川地区现有23户居民,其中12户为独居老人。

  由于过去日本的祭礼的传承母体是村落共同体,承担各项任务的相对固定的住户较多,比如主持花祭的“花太夫”(祭神仪式、奏乐(鼓、笛子)的核心人物)及其辅佐“宫人”、以及扮演“山见鬼”、“榊鬼”的人都是世袭制,为了能够让这个古老的祭礼能够传承下去,当地采取了诸如解除女性禁制,缩短时间、允许外部人员参加等措施。

  樱井龙彦的调查提供了三个事例:一个是东荣町布川地区的例子,该地区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无法确保足够的舞者。如今,部分舞者的角色已由名古屋市的中学生担任。2006年开始,名古屋的学生开始以参加“日式大鼓·舞蹈部”活动的方式加入其中。而每年,布川“花祭保存会”都会派人去名古屋进行指导。

  第二个事例是东荣町御园地区与东京都东久留米市等地居民开展的“花祭”交流活动,1993年起,接受过御园保存会指导的东京儿童,开始参加“东京花祭”。御园地区的居民每年冬天前往东京,对孩子们进行音乐(鼓、笛)和舞蹈方面的指导,东京的孩子们则利用暑假等机会来御园参加集训。1994年起,东京的孩子们直接参加御园的“花祭”,并和当地人一起表演舞蹈。但是,正如“东京花祭”其名,孩子们的主要活动是在远离布川的东久留米市进行表演,尝试在东京市民中传播“花祭”文化。

  第三个是在东荣町东薗目,一个外地的名为“志多罗”的专业鼓乐团因为别的原因迁至此地,开始协助“花祭”的笛、鼓演奏。1994年他们创作的“志多罗舞”成为了祭神舞蹈,此后便一直为传统“花祭”注入新的剧目。虽然当地有意见认为,“花祭”是一种祭神仪式,不该引入专业的音乐演奏家。但是“志多罗”的加入得到了“花祭”保存会长等人的支持,如今他们已经不再被视为“外人”,而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一分子积极参与进来了。

  樱井龙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的上述个案,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传承母体和传承行为的脱地域化,或者说是跨地域化。东京和名古屋的教师和学生们,每年参加“花祭”,并且将爱知的地方文化传播到东京和名古屋。原来在御园地方的祭礼,在异地东京和名古屋得到传承,和“花祭”的原生地毫无关联的东京和名古屋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在完全不同的空间传承这个祭礼,以及非本地出身的艺术家,被允许参加“花祭”的重要仪式的部分,可以理解为这个传承已经不再是当地人的专有物,而成为日本社会的共同财产。这个现象如果用从地域走向大众来描述的话,这个大众可以理解为新的传承母体。

  从这个实例思考传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传承主体选择性,我们通常很容易把乡土社会的传承行为理解为习焉不察的、不知不觉的和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但是,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当地居民通过和外界的交往,开始有将自我的文化事项客体化的倾向,所谓文化的客体化,是指文化传承者自主将自身的文化作为可操作对象加以客体化,有可能生成新的文化,而且在客体化过程中文化传承人也有可能形成自我身份认同。

  当地住民通过将“花祭”仪式开放给外部,进而使之得以传承,这既是传承主体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传承主体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花祭”,既属于本地住民,也通过名古屋、东京等地的参入者的共同创造,成为日本社会共享的文化财产,而外部的参入者通过进入“花祭”的传承过程,将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事项,变成自身享受和消费的文化要素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现象毋宁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岛村恭则在分析大阪地区韩国侨民的生活文化时候,指出,传承行为是主体选择性行为,传达什么,继承什么,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生存状况选择的结果。他说,

  在我的田野中,相等于传承的行为或者可以称为传承的事象不是不存在。我通过当地人生活中的各种事象,或者在他们与前辈之间,确实看到了某种传达、继承的关系。(中略)尽管存在这种情况,这些事象并不是“自然地”、“无条件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只因为人们实践“生活方法”时选择,所以才得以存在的。

  通过上述花祭传承现状的讨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传承和传承母体可以有更开放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本质性的地缘和血缘等纽带建立起来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扩展到自由选择性的“选择缘”的现代传承母体。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的世界性潮流,从地域传承转变为社会传承,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一点从祭礼的传承现状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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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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