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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一句“你害怕赫尔曼广场”也带有双重含义：这是一种傲慢的挑战，也是向前往这些地区的人如旅游者以及新老柏林人发出的邀约。与之相随的隐含文本在说：“本色的”“真实的”城市，活在这些草根多元文化的街区，活在街区的共同体当中，他们将自己及其艺术、音乐和生活格调看作是特别的、先锋的：就是要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同时，与新都市性的关联也就此产生出来。在新都市性中，似乎什么都能被变成文化，也就是说一切都足以、也有意愿被用于展示文化阐释，其象征性会被提升。在这种关联背景下，文化上的价值提升同时也能经济化和高端化：空间和地点、地产和房租、格调和特色都连在一起。考虑到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这种既富有创意、又不乏风险的共舞，今天的大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和空间主体——正可以提供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来进行那些意图明确的或者“无心插柳”的高端化试验。“你害怕赫尔曼广场”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图标的知识产权属于当地的一家完全商业化经营的广告公司。
文化化——都市
图2 “我爱纽约”T恤衫（摄影Wolfgang Kaschuba）
柏林的这一例子要说明的是，调停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中的形象、平衡多侧面展示与刻意而为的奇异化图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今天打造“城市标识”与“社区建设”中都不可小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背景下“品牌”与“市场”的交互作用是多么紧密：这里指涉到城市中心的住宅和空间以及人们害怕其高端化。在很多城市，这早已经是头号的日常话题，因为城市中心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居住者和投资者都是如此。他们都在意、也都力图打造“都市认同感”：展演都市的个性与共性，让都市生活世界中的经济威胁和社会威胁成为话题。
尽管有这样的模棱两可性，城市空间重获社会质量和文化质量这一事实，使得今天的城市，尤其是市中心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渴求之地。在1900年，马克斯•韦伯已经在最初的现代城市当中看到，人们充满渴望地感受到自由空气在城市中吹拂，生活格调的多样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开放性让人兴奋得目不暇接。今天似乎我们又可以有类似的感知，我们的城市中心不再是一个纯功能性的工作与交通世界，即经典的由工业生产和消费组成的“福特式”地点。我们也从中看到生活世界的空间在日益增加，这要求城市有特别的文化质量，能够对当地人和旅游者、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对单身者和家庭都同样有吸引力；对于那些新的生活方式——有生态或者能源、道德或者享乐的特定取向——都有发展空间。
在我们今天的渴望与马克斯•韦伯的渴望之间，是一段长长的城市危机时代。尤其是在1939年和1945年以后，城市因为战争的后果、汽车交通、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以及快速发展变成了那种“类属城市”（genericcity），这是荷兰建筑学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自20世纪70年代就激烈抨击的：城市变成了没有生活质量和都市魅力的疲乏之地。库哈斯呼应了亚历山大•米切利西（Alexander Mitscherlich）断言的“城市的不适合人居性”的画面，他在此前十年将这一现象诊断为都市的单调性、社会匿名性以及愈演愈烈的逃离城市行动。1972年的德国城市联席会议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救救我们的城市——现在！”“我爱纽约”的T恤衫也在同一年出现，这绝非巧合。
在城市经历着深度的国际性危机之时，有一些来自国家的和地方上的反向计划出台，开始将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作为主动的、系统性的“文化化”来推动，作为有目标的文化上细胞再生举措。这些举措首先“来自上面”、经由城市发展政策而启动。法兰克福的文化负责人希尔玛•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提出的“给所有人的文化”这一口号变成了都市战斗号角。这在七十年代首先是一个城市文化“节庆化”的理念，其方式是要长期地设立音乐周、戏剧周，设立文学节、电影节，设立青少年之家以及文化中心。在八十年代接踵而至的是城市文化“机构化”，其方式是上千个博物馆和艺术场馆，老城的修复和重建。在九十年代，还增添了将城市文化项目“盛举化”：完备地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从大型古典音乐会和通俗音乐会，到艺术展览以及街头游行，这些“盛举”与国际性城市旅游热与都市形象政策结合在一起，让城市观光客的数量迅速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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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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