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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苏民]中华文明凝聚力与传播力
——从李福清之学审视“一带一路”语境中的东干口承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李福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19 | 点击数:1992
 

  二、明清时期回族诗文作品概况

  严绍璗“序文”中的话,证实了三个事实:

  其一,当今中俄官方和学界都了解李福清的汉语启蒙,首先是在当时苏联国内被昔时官方确认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东干人”那里开启和完成的。这就不同于欧美那些“东方学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本土,或以苦行僧传教为旗帜,或以科学考察的“探险”作宗旨,费尽周折也难以预测“闭关锁国”的结果,也就势必会遭遇东西方思维的博弈。

  其二,李福清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并以“孟姜女故事”为核心,但这里的“中国民间”实为“汉族民间”;但李氏的田野资料是率先从当时苏联公民“东干人”中采获的。百年前中国西北回族农民,尽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系汉文文盲,但可足以显示的是,其群体精神生活与心灵的主体,已完成了明、元以前被视为“蕃客”的先贤们认知、适应中原汉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他们构成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成熟的、自觉的新族群——回族(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为信仰的本土族群)。正因这一前提,李氏的汉语学习和“以孟姜女为核心的中国民间文学”调研,是从西迁中亚的中国回族(所谓“东干人”)中启蒙并完成的。这一事实才成为常态“悖论”不悖的可能。按李氏原话说:“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东干人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①。其时东干人祖先“带来的”绝非元代之前各有源头的“先民”之家当:既非阿拉伯世界各地“蕃”文化的转移,也非波斯文化的输入,自然更非其时中亚各族群文化的贩运!充其量仅限于早期源自多元文化交融但最终并未形成其主体的影响因素而已;而主体早于明之前已完成,即以汉语为母语的“以儒诠经”的史实,起码对李氏这些近现代民俗学者/或可认为是民族志学家们而言,已是足可信任的实证“作业”或得到确认的案例。

  其三,李氏有关“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成果,是对顾颉刚有关这一故事“是从典籍(《左传》中的杞梁妻传说)走向民间的论断”提出质疑后的首战捷报。换言之,李氏初始成果的价值,既是对苏、俄中国学的一个重大推进,也是对中国学界权威的成功挑战。更让中外学者颇感意外的是,李氏之“硕果”,并非直接源自历史绵延的书面文献或汗牛充栋的经典古籍,恰恰是他一反往昔,亲临现场,“独具慧眼”,从活态口头传统里发现,无需披沙拣金,而是“唾手可得”!且是在其时苏联境内非汉人的“东干人”民间“和盘托出”的。从学术史看,这项在苏联本国土壤里斩获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学术发掘和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核心与初始性价值”。②如此学术丰收也都是事半功倍的行动所得。这仅仅是靠机遇吗?这里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或治学上起码存在方法论的主张呢?这里,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希凡和蓝翎挑战《红楼梦》研究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故事。③

  那么,严绍璗所言或《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一书作者张冰所提供的以上信息真实吗?我们从李氏《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里,看到的可为佐证的记述又是怎样呢?

  1950年我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两国教育部还没有协定,所以我们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连简单的生活用的词汇,如筷子、床、桌子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在系里办公室见到一个像汉族的人,但好像又有一点外族味道。我小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回答是东干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族名。原来是在中亚吉尔吉斯与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住的甘肃和陕西的回族后代……我一听甘肃来的回族后代到现在还说甘肃话,陕西来的还说陕西话,就想暑假去那里学汉语会话。……我一个人到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去了。来到一个东干人的农村,叫米粮川,住在一个老人家里。家里有老汉与老婆婆。老汉会一点点俄语,老婆婆一点儿都不懂。……我怕学不了多少,就去到集体农庄办公室说我要与人家劳动。他们就把我分配到建筑队。……他们用民间的方法教,如吃午饭时问我:学生,这叫啥呢?我说知不道,他们就不给我(饭)吃,还说明儿个知道呢,(就)给你(吃饭)!那这个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不让我休息,说:学生,你写我们的曲子(民歌)。我只上到大学一年级,知道的汉字不多,特别是曲子中的词汇很多都不知道,所以就用俄文字母记东干话。我也问谁会说故事,……但他马上给我讲了《姜太公卖面》,这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故事情节与《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叙述的辽宁一带的同名传说大同小异)。后来一个集体农庄的巡查员Laimamov Harki给我讲了韩信的传说,讲得很好。……1951年夏天我在米粮川呆了三十五天,一般的话差不多学会了,主要的是对民间文学有了兴趣。后来三、四年级暑假(我)都自费去了东干人那里。很多中国有名的故事我都是第一次在东干人那里听到的。如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仁贵、薛平贵故事在东干人那里特别流行。(东干诗人十娃子还把薛仁贵的故事改写成一部小说,1940年用俄文发表了。)

  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东干人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在这里有一个不简单的问题。这些传统民歌、谚语、谜语、传说故事是回族的还是汉族的?因为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中国也跟汉族住在一起,所以可以说这是共同的创作。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汉族与回族也是语言相同,只是宗教有差别。因为宗教不同,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传统民间文学大多数是共同的。……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研究东干语的中国学者写中亚东干语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汇。民间文学也一样,东干人保留了不少中国大约已经失传的作品。60年代初我给赵景深教授写了一个东干故事内容,他回答,很像已失传的话本。的确,迁住到外国的一部分民族一般特别注意保存带来的风俗习惯与民间文学作品,有时比在他们的故乡保存的还好。……我认为东干人保存了不少西北失传的作品。几年前我在银川看了四十本青海各县收集的故事集,两年前我在兰州看了甘肃三十多个县为了三套集成搜集的民间故事,在两个省的材料里只发现了两个流行在东干那里的故事,即人人都知道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相]》与《红葫芦》……在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没有新的词汇,所以讲的是纯粹的甘肃或陕西话。……据说19世纪70年代移民到中亚的一万人中只有五个识汉字的人……50年代我只见了三个识汉字的人……1953年学者们在俄罗斯字母的基础上造出了新的东干字母(实际上加了几个字母),开始出版报纸和书。这些字母沿用至今。他们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是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1953年和1954年暑假再去东干那里时,我就用新的字母记录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了。④

  以上,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志视角,或直引、或摘引了李福清自述的治学经历及其学术著述的片段,并将其叙述看作是描写中亚东干人民间文学真貌的“口述史”,意在用其身体力行的田野工作历程对接在特殊时代形成的文化迁徙,并作为民族志叙事阐释案例,从两个向度实证中国历史国情之特征:向内映射历史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之形成;向外则见证丝路古道文明交流的“美美与共”之中华传统。当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但她的悠久历史,处处都闪烁着自古以来多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创造力;在时空交错的格局里,族群间你来我往的互动,总体上历史地结成了彼此相依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华文化的DNA特征何在?各族群的文化基因与中华文化谱型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想以上的双向演绎,用真切无伪的事实,解开了中亚他称“东干人”,而从始至终自称“中原”“老回回”,从百多年前的祖先到当今第四、五、六代子孙的文化基因及其根脉!这就是——通过多元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交道、交往和交流,在中华文明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一体”的认同,互有碰撞,又存交融,共同生息,繁殖成长。按李福清实证结论便是“可以说这是共同的创作”。

  在中国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局限,加上历代当政者的统治需求与“谋略”,族群间的碰撞、冲突,甚至流血、离散、内外迁徙等世态,并非绝无仅有!但正如民谚所言,中华民族是“砸碎了骨头连着筋”的命运共同体。东干人流落中亚,但他们把祖先所传承的汉语陕甘方言,自称为“父母语”“亲娘语”,而且西迁后在主流俄语的压力下,处在中亚多种族群语言四面八方的“夹击”中,却众口一致,千方百计如同护命、追魂一般捍卫自己的母语“汉语”;又为生存、生活而兼学周围当地不同民族的语言。在中亚,东干人秉承先贤遗风,都是能操几种语言又坚贞于母语的勤劳公民。在他们身上,一脉相承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共有的博大精神与胸怀!“天下黄土都埋人”的生存理念受到当地族群的称羡。

  李福清正是在亚欧大陆桥的中亚“异国他乡”大地上,发现了晚清时代中国甘、青方言“飞地”,那里活态地传承、传播着可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的“很多中国有名的故事”。他采用实证方法从东干人那里直接发掘、记录了几乎是从其祖先(1877年始被迫进入俄境的第一代,至其第二、三、四代人)的记忆里珍藏下来的中国民间文化瑰宝。因此,他从俄属国土,径直地走进了中国学的殿堂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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