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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族际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
跨文化研究肇始于文学领域的比较研究，而比较文学研究最初又是从对不同国家民间文学的比较出发形成的。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的要数法国的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
在中国，由于民俗学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研究实践逐渐成型。上文谈到的中外学者对于北平民间歌谣、徐文长故事的两个跨国比较案例，亦可看作是两种研究思路在中国的实践与拓展。如果说发展初期，中国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案例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现象比较，那么在中国这一地域辽阔，各地域、各民族之间同中有异、特质鲜明的国家，由于各民族之间往来密切，在民俗文化方面多有相互吸纳和借鉴之处，借鉴前期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基础之上的跨族际文化比较很快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之一。
早在1988年，季羡林在其《中国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比较·序》中业已指出：“多少年来我就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国内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内，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总起来看是非常不够的，而且也非常不平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异常地丰富……但是我们做了多少研究工作呢?应该承认，还非常少。现在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人多起来了，大家正在努力加以弥补。”季老的倡议揭示了跨文化比较在中国的跨族际研究维度。自此之后，民俗学研究中的跨族际实践不断涌现，为民俗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一批民俗学者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从更为整体的视角突破跨国研究的界限，将视角投向文化类型区分更为明晰的跨族际研究。林继富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在对汉族、藏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宏观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将两个民族同中有异的龙女报恩型故事、蛇郎型故事、青蛙丈夫型故事、灰姑娘型故事等27个类型的典型故事进行比较。较之前辈的成果，该书颇为难得的是并未将研究视野局限在故事类型的比较，而是以此为起点，从故事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特质出发、结合自身田野调查的经历，将视野延展到汉藏两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历史、文化交流与思维特征诸方面，进而呈现汉族、藏族两个文化传统交流过程中的整体性思考。陈岗龙的新著《蒙汉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从中国多民族共同承载的目连救母故事出发，具体考察蒙古族、汉族的口头、书面文本及舞蹈、宝卷、变文等亚形态，进而将蒙古族目连救母故事引入汉族、蒙古族、藏族文学及佛教文学的故事生存整体空间和多边文化关系之中。这些研究基于具体的民俗事象展开，又不局限于对于民俗事象的研究。而是通过具体民俗事象在不同族群中、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接受、传承与变异，考察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交流的过程。进而书写不同民族交流发展的社会史。
如果说学科初创和发展时期，中国民俗学的跨文化研究往往是基于某一具体的体裁展开和发散，那么在当代获取资料、展开调查更为便捷的条件下，学者们更为关注从局部民俗事象切入社会文化的整体研究，也已具备了从对具体民俗事象中理解中国民俗文化传统的“放眼”能力。这既是民俗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跨文化研究在民俗学领域深入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亦能够看到，学者们的跨族际研究尝试尽管是基于对文化整体性的宏观把握，但比较的过程中实则还隐藏了一个民族文化知识的平等关系。跨族际比较成立的前提无不是首先承认文化主体本身的不同，而非以此作出一种具有高低强弱之分的价值判断。在民族文化平等的前提下，跨族际的文化比较、对话和沟通方显出其求同存异的包容能力。
三、跨语系研究中的文化求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交流语言的不同往往也决定着我们思维方式、文化选择的不同。生存在同一语系内部的各族群，由于拥有共同的核心词汇、核心语言，也往往发展出具有类同性的民俗心理。因此，当我们跳出语系的范畴，将不同语系的民俗进行比较时，实则是从民俗现象出发，探究拥有不同思维方式的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文化沟通的可能性。
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往来增多，不同语系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得到显现。这一现象逐渐将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民俗学的跨国研究转向更为宏观的跨语系研究。在民间叙事学领域，较之民国时代，来自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AT故事类型研究的引入和运用大大拓展了学者们的视野。以阿尔奈、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为纲，华裔学者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德裔学者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的产生，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也成为新一代学者常用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的书写、拓展与丰富，意在总结世界各国、各族群具有共享性的故事类型，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路径。这些异中求同的研究尝试，是学者不自觉地在跨语系民俗学研究中寻求对文化的共同理解，进而尝试寻找更好的交流方式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跨语系研究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探索过程。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刘守华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者开始从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出发，以世界通行的历史地理比较法为基础，通过考察各种故事异文的时空流变，探寻民间故事的生活史。较为典型的，包括刘守华1989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文章《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召树屯>》等。在这篇文章中，刘守华通过对于《召树屯》故事不同异文的考察，梳理出该故事代际流传的“家谱”，追寻到了故事成型于印度而起源于中国，经丝绸之路传入南亚；同时又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在中国回流和变迁的生活史线索。通过对《召树屯》故事的文化追寻，刘守华实则在寻找中国、印度两个不同语系的国家之间历史变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寻找两个不同语系族群的异中。到了本世纪初期，刘守华对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总结。在《千年故事百年追踪———一个难得的比较文学研究实例》中，刘守华通过对以上类型丛书的批判性吸收，跳出文本内部的比较，将视角衍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寻找到“求好运”故事的印度起源，并认为“在这一传承演变中，有着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彼此渗透；口头与书面传承方式的交错并举，以及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巧妙融合”。刘守华民间故事“多元播化”理论的提出，将文化视为一种流动的整体、将故事视作是文化的承载。可谓老一辈学者基于具体研究实践，寻找多元文化互相理解与包容的路径的一种尝试。
在此基础上，林继富、王丹的《跨语系比较的尝试———以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怪异儿故事比较为例》直接将跨语系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自觉加以运用。文章提炼、总结了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中怪异儿故事诞生母题、形象母题、叙事结构、宗教母题，再将两个语系的怪异儿故事整体进行比较，进而切入到故事承载的不同民族、社会心理，及历史文化思潮。不同语系的族群在文化系统、生活方式诸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从理论层面尝试和倡导跨语系民俗比较，实则是通过对于不同文化主体的深入认知，寻找文化的共性和交流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它也是学者在对中国民俗本体定位日渐清晰的前提下，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和研究视角更新的结果。
四、结语
跨国、跨族际、跨语系的民俗学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譬如《蒙汉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既是跨族际为主导的研究，又由于蒙古族、汉族分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两个不同的语系而潜藏着跨语系比较的维度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召树屯》故事的原型《孔雀公主》故事是共享于中国的蒙古族、藏族、汉族、傣族各跨语系族群之间的民间故事。如何从具体的研究实践出发，将跨族际、跨语系两种视角相结合并进行综合运用，也是值得民俗学者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从中国民俗学初创至今，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伴随学科发展而深入和更新，并促使一代代学者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研究实践。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又促使着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推进。因此在当下，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沿革和开拓，成为时代为民俗学提出的使命。从学者们跨文化实践出发，我们可以反观和总结这些研究带给我们的多方面经验与方法启示。
(一)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跨学科比较的方法源于学者们对于中西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比较研究，但是随着民俗学学科的确立和研究范围的扩大，作为民俗学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民俗学跨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就笔者上文提及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蒙汉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等研究，无不是学者们通过对于本土传统、异地文化的实地调查，将具体的民俗事象放之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进行比照。将丰富的文献材料结合田野调查获取的对于文化整体性了解，拓展了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也更新着学者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二)文化主体性立场与“文化转场”的态度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科初创以来，中国民俗学者探求中华文化主体性特征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歇。面对外来思潮，研究者们从北大歌谣学运动发轫，通过“到民间去”调查搜集，努力发现来自民间的智慧。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学者努力发现文化“自我”、寻求中国发展的努力。
这一任务延续至今的同时，社会的发展又为我们提出了“文化转场”的时代命题。在对田野经验的总结中，语言人类学家派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研究者需要秉持“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两种叙述立场，既需要“用当地人的解释来努力解释当地人的文化”，又需要“以调查者既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在跨文化的民俗学研究中，通过深入观察、文献史料来解释他人的文化解释、理解他人的理解，进而能够深入浅出地阐发研究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通过对于他者文化的理解与阐释，学者亦能够在比照中更好地反观自身文化的特征。在尝试对不同文化进行跨越、交流与比照中，更多的观点、范式与方法或得以形成。
(三)宏观的“放眼”能力与微观的解析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各国、各区域之间的民众交流更为便捷；另一方面，人们对地方性知识、地方性文化也愈加重视。这些客观条件为我们放眼整体、对于一地的文化传统进行综合把握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提出了从宏观层面理解文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具体民俗事象展开研究向来是民俗学研究的特长，对于整体文化架构的理解只有在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理解、阐释和解析中方能更好地显现。因而，通过具体的研究层层推进，进而对自身文化、他者文化拥有更全面的把控能力，成为跨文化民俗学研究的新命题。
中国民俗学发轫于北大歌谣学运动之中，并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因而学科所秉持的使命既是传统的，亦是时代的。作为时代为中国提出的命题，跨文化研究始终伴随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进程。如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交流的增速，又促使着民俗学跨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推进。接续前人传统、把握时代命题，实现在世界文化进程中阐释中国民俗，“只有这样，民俗学才可能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世界民俗学学术殿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让自己‘顶天立地’”。
（本文原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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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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