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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在这类成果中，我注意到《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像是一个转折的标志，此文是在国际理论前沿和世界各国田野案例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史诗资源和史诗学理论的讨论而展开的，再以中国丰富多样的史诗案例来回应、反思国际学界的既定概念、理论和方法，其中所讨论的史诗界定的新维度、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等论题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呈现的是基于中国史诗研究实践而产生的对史诗的传统要素及认同、本真性和典范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从中可看到我国史诗研究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如果说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史诗学者多是在努力追随西方学界史诗理论的话，那么近几年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您本人，在《史诗认同功能论析》《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等几篇论文中，已经在主动参与国际学界前沿学术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建构，由此，是不是可以认为，口头传统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正在逐步实现？那么，您认为现在与未来中国史诗学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分别是什么？
朝：这个“转折”是你的解读，我倒不完全赞同。其实我在《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已经涉及了你说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改造口头程式理论，是要实现其在地化，而且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中国材料的大量运用，同时力求国际化的问题意识。我们的追求是，一方面，不是给西方理论做中国的注脚；另一方面，也不沉溺于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而认为我们事事独特，跟你无法对话。有些问题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学术界有通则，有基本的学理性概念术语和规则。虽然我们用的材料有所不同，你偏重印度，他注重中东，另外一个人可能侧重中国，但大家到最后都会回到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上。鲁斯·芬尼根（Ruth Finnegan）之所以在国际学界有名，就是因为她一直从非洲的材料出发做利姆巴人（limba）故事讲述等非洲口头传统的研究，她提出的“史诗是世界性现象吗”等问题，最后也都回到了基本理论的探讨上。我认为，杰出的人文学术并不在意你用的是什么材料。比如在《多长算是长》一文中，我尽量用不同国家的材料来讨论一些更基本的规律，因为只建立在中国材料基础上的理论提炼，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基于地方经验，所以最好是兼用东西方材料。
我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曾对史诗学的术语阐释设定过基本规则，目的就是在讨论问题之前就告诉大家我谈的口传史诗、句法、步格、韵式等分别是怎样界定的，这些概念至少在我的话语体系内部是清楚的，有理论来源的，其中一些概念既参考了文学理论工具书的表述，也基于我的研究论域进行了拓展或附加说明，如我们怎么界定“传统”。这样的努力其实本身就是朝向建设中国史诗学体系和口头传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里所说的转折，不见得是从《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这篇文章才开始的。再说，我在早前与弗里合写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也是在广泛的中外比较中谈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一首诗， 很多人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但它就是问题。在不同的传统中，对一首诗的理解千差万别。还有，像“什么是语域”这样的讨论，其实一直都是在广泛国际对话与比较视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一文，那是我在史诗讲习班上做的一个总结发言，后经整理形成文字的。虽然是偶然之作，但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也无从谈起。
姚：您认为，现在口头传统理论在当下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展如何？
朝：主要的理论创建最初是洋人做的。中国在今天和今后能做什么，可能做什么？我想，需要考虑几个维度：其一，中国口传的活形态性。现在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口头传统，形态多样、分布广泛、活态传承，是最好的田野场，这是世界上很多地方不能比拟的。具体说，中国多样复杂的语言类型、经济生活、文化生态、族群特点、宗教信仰等，为观察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其二，中国拥有像苗族的指路经、布依族的盘歌、彝族的克智论辩、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蒙古的好来宝等很多地方性的独有文类，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既可为整体性的思考提供新鲜经验，也有助于解决更根本的全局性的问题；其三，虽然中国学者在最初的理论建设上参与较少，但我们后来并没有被落下太远，而且紧随其后，追踪他们的主要学术脉络和基本的学理性思考，这为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拓展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提供了良好基础。要知道，这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做到的，比如日本，他们关于口头传统的相关研究一直都不太积极，在这一点上我们走在了有些国家的前头，我们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比较好的眼光向外博采众长的姿态，如果二者结合得好，相信是能够做出成绩来的。
姚：您刚才提到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做到，我们做到了，这得益于当时您、巴莫曲布嫫和尹虎彬老师赴芬兰暑校学习的经历吗？或者说原因是什么？
朝：有关系，当时民俗学圈子里被称作“口传”的“四大金刚”的，在我们三个人之外，还有刘宗迪。2003年我们一道在《读书》上发表了谈口传的四篇文章。我们几个人先后参加芬兰暑校，在美国学习，这些经验可能给我们带来了重新看待当时国内知识体系与知识生产状况的别样视角。与史诗研究相类似，当时国内的整体研究主要偏重于基于文学学的民间文艺研究，而且还多少受到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影响。而与之相比，西方同行已经在别的维度和层面上讨论一些更涉及对象内在特质和规律的话题了。所以，有所倡导，有所实验，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回想起来，当时通行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已经越走越窄，歌谣学偏重于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潮的讨论，故事学则侧重于形式结构的故事母题分析，研究论域上很少拓展。我们不是将口头传统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的事项，只停留在信息技术的层面来讨论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更基本的层面来讨论问题。我们的史诗研究之所以在口头文类的研究中发展顺利，也与此有关。对口头传统、口头诗学整体性的理解提升了我们对史诗理解的理论层次。当然，史诗研究整体上也有很宽的谱系，有些文章是一般性的资料梳理，有些是重复前人的观点，有些则属于前沿性、探索性的，关注更为根本理论问题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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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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