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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音生态、声音景观以及听觉文化的形成
在田兆元教授关于年俗分类的基础上，推而广之，笔者认为所有民俗事项均可依其被感知的官能进行分类，故可将民俗事项分为视觉民俗（如民间艺术）、听觉民俗（如民歌及一般性的功能性声响）、味觉民俗（如饮食文化）等不同类型。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民俗事项的认识是通过多感官联动形式进行的整体性把握，因此，依感官划分的各个民俗事项类别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甚至重叠，相互之间的边界有时可能模糊不清。然而，多感官联动状态下的民俗体验必定存在主导性的官能经验。例如，民间艺术中的剪纸和年画等，其主要依托的官能是视觉;民间饮食所依托的官能无疑主要是嗅觉和味觉;而民俗中的民歌以及其它声音现象被感知的主要途径自然是通过听觉。由于视觉所能达到的广阔和深远程度及其强烈的直观特性，使得这一官能成为世人最为依赖的认知方式。然而，视觉之外的听觉同样建构着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周遭环境的认同和想象。
依托加拿大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尔（Raymond Murray Schafer）所提出的“声景”概念（soundscape）可知，一个既依附于民俗事项和民俗生活整体，但又与这一整体中其它部分保持独立的民俗声响系统，即民俗声景（folkloristic soundscape），无疑是切实存在的。在谢弗尔看来，与可视的世界同时存在并相互联系的是一个自足的声音世界;在这个声音世界中，如同生物界所赖以生存和维系的生态系统，各种声音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并能满足人和自然的发展需要。因此，与城市规划以及乡村重建等以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类似，各种声音现象也应根据科学原则进行合理地调节和整合，以达到预期的积极状态。当这个声音世界中的声响达到某种平衡时，处于这个声响系统影响之下的个体便会产生对于这一和谐音响状态的认同，并在之后的感官实践中努力维系这种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出于对和谐声景的认同，谢弗尔认为，与通常经由政治、地理、宗教或者社会现实来定义社区的方式相类，声音同样可以划定不同社区和民众群体之间互相区隔的边界;这些基于声音所定义的社区或者民众群体可被称为“听觉社区”（acoustic community）。谢弗尔的“听觉社区”由于强调声音现象的外在性和客观存在性，具有较为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
在谢弗尔“声景”及“听觉社区”等概念的基础上，巴里·查尔克斯（Barry Truax）将听觉性的交流方式（acoustic communication）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交往方式之一，并认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听觉性交流以及听觉信息的传递是建构听觉社区的基础。换句话说，谢弗尔所谓客观、稳定且持续的声景存在当然是维系特定听觉社区内部认同的关键因素，然而，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交换声音信息而产生的经验互动和情感认同，才是彰显听觉社区存在价值的决定性基础。因此，声景和听觉社区都不是本体论意义上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而是主观建构性的知识生产过程。查尔克斯给出了有关“听觉社区”的经典定义：“所谓听觉社区是指这样的一种声景环境，处于其中的所有个体（无论这些个体之间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是如何被理解的）都将听觉信息看作是他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资源。……简单说来，听觉社区就是一个听觉信息交换的系统。”这一定义与民俗学中阿兰·邓迪斯对于“民”（folk）的定义以及多萝西·诺伊斯关于“社群”（group）的定义异曲同工，均强调了社区或者说民众群体的建构特性以及个体在日常实践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想象”社区归属感和集体性身份认同时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相似性可作为跨学科研究实践的理论基础。
在听觉社区中，人们识别和交换声音信息是通过所谓的“声音记号”（soundmarks）和“声音信号”（sound signals）。当人们在日益频繁和长期的信息交换中达成共识后，原本个人性的声音记号和声音信号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社区内公共资源，促成了社区内声音信息交流范式的形成，由此便创造了属于某一特定社区的声音象征系统（sound symbolism）。在查尔克斯看来，这些声音象征系统中的声音符号或者声音意象（sound symbols），实际上类似于分析心理学者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谓以神话为基础的“原型”（archetypes），是一个社区维系自我价值及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荣格的原型指向的是视觉感受，而声音符号或者声音意象则指向听觉经验。由于共享性声音符号或意象系统的存在，声响使社区中的各个个体成为了互相联系与依存的共生性和共享性存在，并通过声音在时间维度的绵延和空间维度的跨越，重新定义了社会性和文化意义上的崭新时空。在这一全新的时空幻境中，听觉社区中的成员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专属这一社群的日常实践活动、仪式以及特有的价值倾向。对于一个初入此社区的局外人而言，其中的各类声响或许只是杂乱无章的或没有任何特别含义的物理声音或噪音，而对于社区成员而言，这些声响中富含着深刻的传统内蕴和有用的文化信息。在此意义上，听觉现象成为了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和民众群体紧密相连的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民间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某一地区声景和与此声景相联系的听觉社区进行民族志的经验描述和呈现，无疑是了解该地区在特定时空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和文化象征体系的重要且有效途径。
基于声景、听觉社区的建构特性以及社区内部个体的能动性，许多研究者试图探讨声景以及听觉社区的建构过程及其在建构之后的运作机制和由此产生的社区成员的行为逻辑。同时，社区成员如何与其周遭的声景进行互动，以及如何在互动中继承和改变原有的声景环境和听觉社区的样态，亦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通过描述和解读19世纪法国乡村中钟声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不断被凝聚、叠加甚至消解的政治与文化含义，表明地方音响系统如何深刻地嵌入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表达。在此之外，科尔班同时告诉读者，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文明发生地，定会存在与这一时空和社会文化语境相对应的声景系统。因此，虽然声音由于其绵延特性一直被看作是时间的表征，但是声景系统的发现表明音响与空间的密切关系。戴维·盖里奥克（David Garrioch）认为音响不仅是时间的标记，更重塑了个体对于地方性的认识和感受;乡愁或者对于一地的归属感也多来自于听觉感受，故有所谓“乡音”。在当今社会，由于乡村治理和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原因，人们日常生活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觉标记通常很快会被新的地标或象征物所取代。即是说，在如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除了少量的文化遗产或者其它类型的历史遗迹和遗物，视觉经验很难如其在之前的历史时期中一样，担当长期稳定地构建人们关于历史、地方、社区以及自我的文化记忆的责任。而相较于可能转瞬即逝的视觉经验，听觉性的声景系统或许能更为持久地保持相对的稳定，更有助于个体文化记忆的形成和传承。因此，当外来者，特别是规模较小的移民群体，进入一个新社区或者一个新地区，他们需要首先了解并逐步适应当地的音响系统和听觉文化，并寻求在不同的听觉文化中（原先的听觉文化和移居地的听觉文化）行走和进行调和的可能。当然，由于听觉主体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所以人们在其身处的听觉环境中，不仅倾听、解释、回应和反思其所感知到的声响，他们还通过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不断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富有内涵、符合其社会文化需求的声景环境。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声景的构建和认知并不仅仅由个人或群体在现实的声音世界中完成，而且也通过其它各种方式（如面对面交流和采用多媒体技术等等）在任意时空境遇中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声景的建构是一个建构特定象征系统的文化创造过程;反之，某一文化系统也可以通过对其声景系统的切入和分析而得到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研究均为以地方性知识和民众群体为研究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资源。
目前，通过研究声音和倾听过程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象征系统的建构过程和表现方式，已经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新内容和新方向。人类学家们关注声景环境中集体性或个人性的听觉经验和感受，并透过这些感官体验探究群体性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如前所述，与其它许多文化现象类似，声音或者声音景观是主观建构的产物，而听觉主体对于周遭声响的感知和理解也是地方性知识系统所先期预设和定义的。即是说，个体总是受教于一定的声景系统，并会首先运用这一熟悉的象征体系理解和把握陌生的外部世界，并依托传统的知识结构对“他者”进行回应。如此，人类学家们希望能够描述和思考听觉主体与地方性知识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了解前者如何以各种方式被后者所影响和干涉，以及前者如何能动地继承和改变后者的结构和功能。因此，人类学界近年来明确提出要进行所谓“声音人类学”（sounded anthropology）的研究，并发展了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即“声音民族志”（sonic ethnography）。所谓声音民族志，是将声音作为认识和了解人类活动和社区文化系统的重要媒介，通过对这一象征媒介的准确记录（sound walk）、深刻描述（sound diary）和过程性阐释，得到关于特定群体意义生成系统的相关知识的文化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民俗学界也应意识到听觉世界对于理解民间文化和传统知识的重要意义，发展以听觉经验和声响系统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听觉民俗/听觉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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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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