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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五十步笑百步:历史与传说的关系
——以长辛店地名传说为例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01 | 点击数:6450
 

三、长辛店大街的开辟

  “泽畔说”是肯定靠不住了,那么,“常新说”“长行说”或者“长店新店合并说”是否就靠得住呢?

  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书李时撰写的《敕建永济桥记》[23],应该是长辛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仔细阅读再加以实地勘察就会发现,长辛店大街的开辟史就记录在这里。

  “桥记”中首先说明,嘉靖帝要修宫殿和皇陵,需要将西山的石料运往京城,中途必须经过“新店义河”,需要修路建桥,“特敕工部侍郎甘为霖、锦衣卫指挥使陈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姜润身董工往治之”。这是一支由“交通部副部长”亲自领衔修筑的国家级公路项目,朝廷极其重视。其次说到,诸臣奉命,开通故沙,导浚山泉,“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24],乃创石桥,上嘉之,赐名永济。那么,“永济桥”建在什么地方呢?该桥目前尚存,具体位置就在长辛店大街南关西侧,桥面现已埋入地下,桥身走向与大街完全吻合,均为南北走向。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不是桥本身,而是“桥记”中的“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义河就是现在的“九子河”。长辛店大街就在义河的紧东边,是连接着“永济桥”,通向宛平城方向惟一的大路。长辛店大街不仅符合“桥记”中所说的“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的所有条件,也是惟一符合以上条件的一条路。

  结合上述文献及实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嘉靖十五年就是长辛店大街的开辟时间。当然,早在长辛店大街开辟之前,长辛店一带就已经有了不少住户,不仅聚集成村,而且还有人开店迎客,有了“新店”村名,否则,“永济桥记”就不会使用“新店义河”来标识永济桥的具体位置。

  事实上,“新店”作为村名,至迟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就已出现。《明实录宪宗实录》:“提督山厂工部尚书万祺奏:彰义门外、义井、新店、赵村、义河一带官路低洼,又因山水骤涨,运车皆为所阻,乞以卢沟桥余工修治,命都督同知白全督工填垫,凡三千余丈。”[25]明确点明了出京南下的卢沟桥官路上有一个叫“新店”的村子。但是,这条官路地势低洼,很容易积水,与长辛店人自称“铜帮铁底一条船,历来不怕被水淹”的长辛店大街显然不是一回事。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早在1483年以前,长辛店一带就已立村,村名“新店”。但是由于地势低洼,常常遭受水灾,行路尚且不便,居住更不适宜,所以一直发展不起来。直到1536年工部侍郎甘为霖领衔修筑石运大道,在义河东边“更治路一”,重新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就是现在的长辛店大街,这才迎来了长辛店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

  《敕建永济桥记》所揭示的长辛店大街的开辟史,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号称“千年古街”的长辛店,却找不到任何早于明代中期的历史遗迹,哪怕一块砖、一片瓦,或者一段墙、一块碑。不过,这段开辟史是多数长辛店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如果认可这一事实,“千年古街”就变成了“五百年老街”。

四、“长辛店”名称始于康熙年间

  新路修起来之后,新的“新店村”摆脱了地势低洼,行路不便的地理劣势,很快壮大起来。原来官路上的新店村居民,逐渐聚集到了地势更高的新路两侧,慢慢地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区。

  嘉靖之后,“新店”一名屡屡见于官方志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宛署杂记》至少有七处提及长辛店,均称做“新店”。

  许多文史研究者都认为,明代的“长新店”可能是由“长店”和“新店”两个相邻的小村落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地连在一起形成的。可这种猜测目前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汗牛充栋的明清文献中,要么是“长店”,要么是“新店”,要么是“长新店”,从未有过“长店”和“新店”同时出现的情况。我们只能说“长店”和“新店”是同一个村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是两个并列的村庄。

  至迟在天启年间,沿着永济桥北边这条新开辟的大路,在这块“新店村”的地盘上,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五里长街,时人又称之为“长店”。据《明实录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乙酉,御史李日宣以防御久弛、寇盗公行,议于都门前抵良乡界约五十里,如长店、大井、柳巷、五里店、太平埚等处,五里筑一高墩,盖一小堡,每墩堡宿兵十名。”[26]《日下旧闻考》认为:“长店当即今长新店,在卢沟桥西五里。”[27]光绪《顺天府志》更进一步指实长店即长新店:“四十五里长新店。《明实录》长店筑墩堡即此。”文下注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长店筑墩堡,宿兵十名。《旧闻考》长店当即长新店。”[28]

  整个有明一代,卢沟桥一带的治安都还很成问题,“防御久弛、寇盗公行”。己巳岁也即崇祯二年(1629年),桥北村庄数百家“虏焚掠略尽”[29]。卢沟桥一带的治安问题这么突出,河西村铺的繁华程度是受限的。在明末小说《梼杌闲评》中,长辛店依然是个“小去处”:“行了一日,来到长店。那长店是个小去处,只有三五家饭店,都下满了,没处宿。”[30]

  清代初年,朝廷加强了对京畿地区的治安管理,长辛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康熙巡幸畿甸时,至少曾四次驻跸长辛店。长辛店的治安基本得以解决,逐渐成为繁华的重要驿站。

  在清初官方文献如《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长辛店主要使用“长店”一名,“新店”之名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当时唤做“新店”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景泰五年(1454年)成书的《明一统志》中,全国以“新店”为名的邑镇只有4处,可是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的《大清一统志》,全国以“新店”为名的邑镇已经多达39处。康熙年间,北京周边,昌平、通州等地都有叫做“新店”的邑镇,尤其是昌平县治也叫“新店”,这个“新店”比长辛店这个“新店”的重要性和名气都大得多。

  各地的“新店”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官方文献中,极容易造成混乱,执行起来也会有麻烦,所以,康熙时期的重要官方文献一般都将长辛店写作“长店”。自此以后,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将长辛店写做“新店”的。

  朝廷倾向于用“长店”取代“新店”,可是,民间早已习惯了“新店”的叫法,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人们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干脆把“长店”“新店”合在一起,于是发明了“长新店”一名。如康熙年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的《宛平县志》中有四处提到长辛店,既不用“新店”也不用“长店”,均写作“长新店”。

  正是从康熙年间开始,“长新店”一名开始出现在了地方文人和往来客官的笔下。到了雍正之后,“长店”逐渐退出朝廷文书,“长新店”逐渐成为主流。从乾隆时期开始,所有官方文献一律使用“长新店”。即使文件中出现“新店”,一般也不再是长辛店了。这种稳定的称呼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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