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谁在叙事——关于“传承人”的田野立论与概念拓展

 

　　早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快速渗入，德国文艺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在其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便慨叹：“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本雅明对西方社会民间叙事走向衰竭的慨叹具有预言的意味，真实地道出了60年后中国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的境遇。

 

　　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普查中，我国各地发现的民间故事家多达9900多人（1986）。而仅辽宁省，1987年的统计数据是境内发现能讲述百则以上的故事家112人，此中的佼佼者如金德顺、李马氏、李成明、佟凤乙、谭振山、武德胜、李占春、姜淑珍、石雅茹、何忠良、杨久清、薛天智、王树铮、白清桂、彭永发、赵福臣、洪福来、查树元、爱新觉罗•庆凯、富察德生等，每人都能讲述数百则以上的故事，他们讲述的精彩故事，大都被收录到辽宁省各级民间文学集成卷本中，同时还编印出版故事家专辑14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各种样态的民间叙事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在辽宁城乡基本上还都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倏忽间30年过去了，当下进行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历经三十载的社会变迁，人生起伏，当年的故事家群体无论其整体置身的社会环境，还是个体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些赫赫有名的故事家陆续离世，他们所乐道的那些承传千载、脍炙人口的故事也人去歌歇，像风一样地散去了。如今，当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田野，今日的辽沈大地，是否还有人在讲述传统的故事，吟唱古老的歌谣，演述悠远的史诗？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作为一类强调口头传统的民俗生活，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的，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传承人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的成果，针对“传承人”这一基本概念，也形成了许多共识。在以往的学术语境中，“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概念通常包括以下一些元素：能够讲述较多数量的故事；具有较高的讲述技巧，讲述活动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独特的讲述风格与创造才能；有自己的传承线路等等。在这一研究视域下，学者们在以往的田野实践中，按图索骥，聚焦的传承人多是所谓“下层的”、“无文字的”、“前工业文明的”的社会之民或文化程度不高的讲述者。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文学传承人”原系学术界出于研究和表述需要而建构出来的概念，这一概念正如有学者近来指出的，“这种被表述的、被建构的文化远不及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刘晓春，2013）。在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我们发现，以往民间文学研究武库中的“传承人”概念，已难以覆盖现实生活中民间文学演述与传承群体丰富而又复杂的样态，一些有着城市生活背景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讲述者，以其对传统民间叙事的执着“讲述”与多样“传承”，相继进入国家级或省级的“非遗”保护视域，被认同为“民间故事传承人”。他们对民间文学研究视域的“闯入”，在讲述者及传承形态层面，都向研究者提出一系列充满挑战的新问题。

 

　　以何钧佑老人为例，他曾经名列民间文学类“国家级传承人”被公示，因恰在公示期间离世而最终流失此名录。毫无疑问，作为“民间文学传承人”，何钧佑的资质已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同。但是，何钧佑在社会阶层隶属与角色内质构成等方面，却都与以往我们熟悉的讲述者明显有别。何钧佑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他出生于锡伯族官宦世家，祖父曾是清代盛京得胜营的骁骑校，父亲当过统领。何钧佑受过高等教育，喜欢历史与哲学，大学肄业；曾任国家干部，此间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遣送“劳改”，还蒙冤入狱多年。此外，他还有在前苏联工作的经历。何氏家族有说书讲古的传统，在锡伯族先民社会，把讲述（或说唱）部落英雄或部落历史的长篇叙事统称“郭尔敏朱伯”，“郭尔敏”系锡伯语“长长的”之意，“朱伯”具指故事。据何钧佑介绍，其高祖父曾用锡伯文字记述“喜利妈妈传奇”故事，并经常讲给家中的孩子们听。何钧佑祖父的大哥也给他讲述过反映锡伯族先民鲜卑医圣传奇的“黄柯与神袋子”等，这些叙事每部都长达十几万字，堪称我国北方民族口承文学中的珍品。何钧佑天资聪颖，从小博闻强记，喜爱听故事、讲故事，尤其爱听鲜卑英雄的传奇故事。然而，成年后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充满凶险的生存氛围，却使他在人生鼎盛的青壮年时期不得不保持缄默，丧失了讲述的动力。但是，这些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古老叙事却似冬眠的种子，始终深藏在他的心中，从未枯死，一直在等待抽芽展叶的机会。直到晚年，何钧佑的生活走上正轨，出于对本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感，从2005年起，他以80岁年迈之躯，一边给村邻们讲述这些故事，一边动手记录、整理这些叙事文本。2008年春天，笔者在其家中亲眼见到老人一笔一划记述下来的这些叙事文稿，竟多达七八十万字。遗憾的是，当“非遗保护”的脚步走近这位老人时，他因年事已高，只能手捧文稿持卷讲述了。毋庸置疑，何钧佑这些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他对家传叙事的“书写式”传承以及“持卷讲述”，足以使他与以往学术界认定的“讲述者”拉开距离，成为民间文学研究视野中的“这一个”。

 

　　再看故事家王树铮。王树铮现年86岁，他出生于名门世家，祖父是沈城名医。王家家境殷实，家中藏书丰富。王树铮从小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国文方面颇有造诣。王氏家族有说书讲古的传统，王树铮从小就听多位家族长辈讲故事，他喜欢将书上的内容与听来的故事比较，常常把书上的内容融入到故事中，再讲给别人。这种从书面文学中吸取滋养与调料，再对传统故事进行“添油加醋”，在王树铮那里十分自然，习以为常。

 

　　王树铮的一生历尽坎坷与沧桑，他年轻时当过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妻子也因此与他离了婚。青年时代的王树铮性格倔强，坚持写信申诉冤屈，结果反而又因此入狱8年。由于长时间被打入社会“另册”，使王树铮基本丧失了在人前说话的自由以及讲故事的自信心。即使后来落实了政策，生活恢复了正常，他仍心有余悸，生怕再度“祸从口出”，变得很少在人前讲话，更谈不上四处讲故事了。

 

　　近年来启动的“非遗”保护，使王树铮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当他期盼着可以快意地讲故事时，殊不知，传统故事的听众早已被现代化之风吹得无处寻觅。王树铮不甘心肚子里的故事失传，选择了对故事的“别样传承”——将故事记录下来，守护着文稿，再寻找出版的机会，想以这种方式让他的故事传世。2012年，辽宁大学采录组采录了王树铮讲述的120则故事，此时的王树铮虽年过八旬，但头脑清晰，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讲述质量不减当年。这120则故事王树铮都有手书文稿，但面对采录，他都是脱稿讲述的。据统计，王树铮记述整理的故事文稿近20万字。

 

　　与王树铮类似的还有“古渔雁”民间故事传承人刘则亭。刘则亭是国家公职人员，一直担任辽河口小镇二界沟的文化站长。他数十年来居家守地地从事赶海“渔雁”这一特殊群体的口头叙事的搜集采录工作，刘则亭本人也喜欢传讲这些故事，他把自己采集和讲述的“古渔雁”故事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计有230余篇故事文稿，先后整理出版了几部“古渔雁”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