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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从笑话研究到笑话学
  作者:王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8-31 | 点击数:5791
 
 
  与西方悠久、发达的幽默理论和喜剧美学理论相比,我国虽然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开始记录“笑”和“笑话”的相关资料,但是古代笑话一直为文人所轻视,不仅笑话集散失不少,笑话理论也十分薄弱。以段宝林为代表的美学研究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纳入喜剧范畴,使笑话成为一种超越事实材料的抽象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多采用演绎法,他们对笑话本质的思考已经被自己所尊奉的哲学体系框架所规定,依据假说来选择例证,笑话的本质是一种事先存在的、抽象的哲理格言。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笑话的抽象性概括,主要通过对事实材料的精细比较、归纳和分析而得出,采用得是归纳法。
 
  二、工具化的普遍性阐释
 
  关于笑话形而上的思考毕竟是少数“思想者的游戏”,多数学者更加“务实”,选择与当下政治、社会和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理论范式。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笑话由于自身的讽刺功能,既是反抗和斗争手段,也是透视社会现实的窗口,烙印上了工具化的特征。通常,学者们以笑话文本为基础,不仅善于归纳笑话的本体特征,还非常乐于阐释文本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大量种族笑话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这类笑话是关于某个特定种族的笑话系列,如流传于新英格兰的犹太人笑话、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人笑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意大利人笑话和美国各地的波兰人笑话。
 
  威廉·克莱门茨(William Clements)和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对波兰人笑话进行过详细记录和研究。克莱门茨掌握了大量波兰人笑话的文本,总结出这类笑话的基本母题以及笑话中波兰人的种族特征。邓迪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种族笑话的内容和原因,概括出笑话中波兰人所表现出的“boorishness”“tastelessness”“beingdirty”“beingpoor”等特征。他认为种族笑话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由于历史事件(如战争、萧条)的影响,笑话会变成一种无害的形式,提供一个释放紧张和压力的条件。越是在具有威胁性的环境中,笑话越是无害和稚气。并且,种族笑话攻击性的强弱取决于笑话的使用者以及对谁使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不少人反对种族笑话及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对某些种族的贬低和侮辱。面对质疑,邓迪斯的回答是:“民间文学就像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应当责备镜子反映了观者的丑陋。打碎镜子可能短暂地摧毁了一个图像,但是并没有改变镜子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种族笑话只是种族偏见的一种征兆,而并非原因。研究者要利用这一特殊的机会,观察历史事件和民间文学、种族笑话之间的关系。”可见,邓迪斯将笑话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目的在于阐释笑话的社会文化意义。
 
  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也使用文化阐释的方法,以两本黑人笑话集为资料基础,列举了笑话中体现出的44条黑人信仰类型,他认为这些笑话反映了黑人群体的本质特征。阿莫斯似乎更加关注种族笑话的理论轨迹,以弗洛伊德的“自我批判说”为开端,以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的交流民族志为结尾,详细梳理了犹太人笑话研究的系列成果。塞思·克拉维茨(Seth Kravitz)1974年2月至5月在伦敦搜集了大量白人讲述的关于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犹太人、苏格兰人、西印第安人和巴基斯坦人的笑话。克拉维茨通过笑话的内容分析,探讨种族偏见的实际问题及产生原因,发掘种族笑话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发挥的不同功能。笑话中的种族偏见产生于两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冲突,不同人群的讲述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攻击性(aggression),塑造笑话的不同形式和功能。因此,克拉维茨认为,“对种族笑话单纯的内容分析并不能展现笑话的灵活性,只有将内容分析与社会语境中的功能分析相结合,才能全面理解笑话。”他的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社会语境对笑话的塑造作用。
 
  事实上,种族笑话反映了诸多政治问题,学者们除了在种族笑话研究中分析政治,还专门针对政治笑话展开研究。他们大多秉持这样的观念——笑话除了引人发笑,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政治功能,是反抗的武器;笑话可以帮助人们反抗偏见、歧视和压迫。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中国尤为盛行。
 
  20世纪初,在倡导理性、科学、民主的改良运动中,中国学者纷纷效法西学,开启了进化论研究时代。这种范式常从提取故事母题、分析故事类型着手,进而得出人类学意义上的阐释。赵景深是使用这一范式的代表。他对中国古代近二十本笑话书做了详细介绍,并对同一则笑话的异文进行比较和考证,是典型的进化论人类学方法。对于笑话中包含的大量猥亵内容,周作人给予这样的解释:“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有好些不可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周作人认为老百姓的笑话中保留了很多与野蛮人相像的东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渗透着进化论的观念。与此同时,“胜利”“英雄”的措辞是对底层民众力量和笑话价值的肯定,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民主取向和反抗精神,笑话研究成为改良运动中“从民间的立场看”的工具。
 
  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进入政治动荡、战火不断的岁月。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学者们也被迫转换了研究立场。世纪初所译介的西方理论和方法遭到完全排斥,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间文艺理论,笑话研究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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