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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目的或功能出发，可分为仪式型、生活型、表演型。
仪式型说唱文学指的是伴随各民族的宗教、仪式活动而生的说唱文学，与该民族的仪式性活动密不可分。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说唱，多数属于此类型。在过去的很长时期中，云南少数民族中讲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本族历史的神话史诗在各民族民众看来具有无比的神圣性，对其演述的场合、场所、参与人群均有着严格的要求，并非随随便便就可以说唱，也不是谁都可以说唱的。通常只能在本民族重大节日、重大仪典中，才能由本民族的巫师、祭司说唱和展示传统的神话史诗。而说唱的目的，更多是出于宗教性、仪式化的考虑，也就是为了祭祀和娱神。所以，我们将之称为仪式型说唱。比如，彝族的《梅葛》，拉祜族的《牡帕密帕》，过去都有这样的规矩和讲究。
生活型说唱文学也可称为日常型说唱文学，指的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的说唱文学形式，与各族民众的生活紧密相关。这一类的说唱文学，可能运用于各民族的传统节日等场合，也可能在各族民众的婚丧嫁娶、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下进行。总之，该类型的说唱文学与民众的生活嵌合程度较高，几乎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实，云南很多少数民族的说唱文学都曾经历过这个状态，如藏族的《格萨尔》说唱、傣族的赞哈、哈尼族的哈巴，以及白族的大本曲。在白族地区，过去多在春节、火把节、本主节等重要节日和婚丧嫁娶、小孩出生等场合请艺人前来演唱大本曲。但是，在大本曲的兴盛时期，很多艺人一年到头外出走村串寨演唱都还忙不过来，所以村民一听到某位名艺人已经到了邻村演唱，就会去邀请他接下来到本村演唱，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讲究当时是不是节期，是不是有民俗活动了。大本曲的著名艺人李明璋，在大本曲兴盛时期平均一年演唱200多场，基本上是长年出门在外演唱。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说唱已经具有表演的性质，其实不然，因为这样的说唱，与完全舞台化的表演仍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论是作为说唱者的艺人一方，还是观众，都没有脱离他们所生存的本土环境和文化传统，说唱的形式和内容也与传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说唱的曲目也多是从老一辈艺人中继承下来。
表演型说唱文学指的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了舞台化的表演艺术的说唱文学形式。在这种类型的说唱中，艺人可能已经脱离了民众的生活，成为专门化的表演者，所表演的内容也可能经过了一定的加工、再创造，在曲目上与传统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这一类的说唱文学大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有关部门的引导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云南少数民族中的生活型说唱艺术，逐渐有了舞台化的趋势，出现了向表演型转变的迹向，在各地建起了专门的团体，有专业的演员，编排着自己的曲目，多数在文艺汇演中加以展示，却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比较远。很多艺人甚至发行说唱的录音带、VCD，或是在电视台的相关节目中亮相表演。
3、从形式上看，可分为吟诵型和说唱结合型。
吟诵型说唱文学指的是以述说或吟诵的口吻进行叙述的说唱形式。这种形式多见于与本民族传统相关的神话史诗说唱中，很多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均是在本民族的重大仪典等场合以述说或吟诵的形式表现的。严格说来，这样的说唱形式并非如成熟完备的曲艺一样说唱交替、有说有唱。尽管如此，但这样的吟诵也是讲求韵律和节奏的，并非平铺直叙，说唱者会采取一种独特的腔调对神话史诗进行述说，这样的吟诵在听者听来实际也已经具备了吟唱的因素，所以我们仍将之归入说唱文学当中。
说唱结合型说唱文学指的是有说有唱、说与唱有机结合和交替的说唱形式。这是较为成熟的说唱文学形式，如白族的大本曲就是道白和唱词相结合的典型。大本曲中，人物出场时一般先是念一首出场诗，然后是简短的道白，进行自我介绍，或讲述前因后果，接着便是大段的唱词，唱词内容少数是对道白的重复和扩展，更多的是情节的推进和故事的讲述。比如大本曲传统曲目《磨房记》，开篇便是出场人物兰芳草念上场诗，然后再说道白，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接着便是一段夹杂着大量白语的唱词：
诗：人到中年万事休，七旬老人能几秋，
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
白：老汉姓兰名芳草，陕西渭南县兰家庄人氏，享我祖德流芳，父母生我一人，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娶妻张氏，生有中林中秀二人。不想张氏亡故，我又后娶乔氏，随娘带来兰季子……
唱：芳草今年六十多，只为前妻祖没好。（汉译：芳草今年六十多，只为前妻早死了。）
丢下我之女阿对，舍我拉欺朵。（汉译：丢下我一对儿女，当爹又当妈。）
我象山上独松树，十磨九难遇风波。（汉译：我像山上独松树，十磨九难遇风波。）
自跌倒来自爬起，没以概几我。（汉译：自跌倒来自爬起，没人来扶我。）
上述的文本就是比较典型的说唱相间、韵散结合的说唱文学。道白用的是散文体，唱词是韵文体，韵散结合；道白是说的，唱词是唱的，说唱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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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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