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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进化论对南方史诗分类研究的影响
“史诗”作为一个文类概念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历史，而在中国发现史诗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其中真正从学科意义上对史诗的研究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可以说南方史诗的类型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三十多年时间段里进行的，其中可以看出南方史诗类型划分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深层影响，这些影响既深化了对南方史诗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及诸多问题。
(一)社会进化论与史诗分类研究
1859年，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其生物进化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引入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导致了社会进化论的产生，成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理论观念，孔德、斯宾塞、摩尔根、泰勒是早期社会进化论者的代表，他们认为，同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的发展也存在着某种有机规律，它决定着这些制度变化的渐进性和持续性。社会进化论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社会动力发展和变革理论，成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来源，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19世纪初期，早期社会进化论哲学家孔德提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阶段(或神学阶段)、过渡阶段(或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的观点。西方神话学家埃里克·达代尔认为，人对于世界的解释可以看作是经历了三个连续的阶段：神话阶段、史诗阶段和历史阶段。“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和世间万物建立在‘楷模’人的重复出现之上，建立在对古代英雄的崇拜之上时，就从神话时代进入了史诗时代。”[19]上述观点明显受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影响，他在《新科学》中指出：“在荷马之前有三个诗人时代。首先是神话诗人的时代，这些诗人自己就是英雄歌唱的是真实的严肃的神话；第二是英雄体诗人时代这些诗人改变了歪曲了原先的神话故事；第三才是荷马时代他所接受的是那些神话故事的改变和歪曲了的形式。[20]维柯指出三个阶段对应人类社会不同的时代。神话阶段对应的是神的时代，史诗阶段对应的是英雄时代，历史阶段对应的是人的时代。这三个阶段彼此之间具有时续性和连贯性，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通过各类叙述的建立起联系。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看法也与维柯类似, 他把史诗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宗教时期或称神话时期；二是英雄时期；三是世俗生活和家庭生活时期。别林斯别林斯基所说的“宗教时期”是指人类社会初期的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原始思维与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关史诗的诊断与早期社会进化论观点是有承接关系的。马克思认为“荷马史诗”成为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1]“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22]由此恩格斯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23]
(二)社会进化论对南方史诗分类的影响
“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创世史诗”的提出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些社会进化论观点为中国南方史诗类型的界定提供了思想指南与理论武器，国内学者把这些思想理论应用到对南方史诗的研究中，从史诗内容中反映的社会形态来界定史诗产生的历史时期及艺术特点，同时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提供了学术证据，这一研究取向在“文革”前后的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根据史诗内容来分析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由此来界定史诗的类型及性质。他们普遍认为南方民族史诗大多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是在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原始宗教观念下支配下形成的。李子贤认为原始性史诗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原始意识、神话思想、原始宗教观念及反映其心理特点的神话思维，在这种社会及心理结构的背景上当然不可能在大多数民族那里产生英雄史诗而只可能大量产生在原始神话。“原始性史诗在其产生的时候就与原始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与祖先崇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原始性史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祖先崇拜的产物。”[24]刘亚虎也持类似观点，“原始性史诗主要反映一个民族原始社会生活的情景，主要展示一个民族在远古时代顺应潮流，征服自然的历程。”[25]段宝林认为壮族神话史诗《布洛陀》中保存着许多原始文化遗存, 从中可以看到原始人的思想、信仰的发展情况, 如许多非常原始的思想信仰与社会情况的反映，作为神话史诗所反映的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一般情形, 是有普遍的世界意义。[26]
段宝林并不认同“原始性史诗”的称谓，认为“原始性史诗”突出的是神话史诗的原始性，但“原始性”的概念太抽象、空泛，不如“神话史诗”具体、明确。“弄不好会和原始性英雄史诗混淆起来。所以我以为还是叫它‘神话史诗’更确切些。”“原始性英雄史诗”指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以氏族复仇、部落征战、族群迁徙为主要内容，歌颂神话英雄人物为主题，表现出英雄诗歌的某些特点，与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英雄史诗存在着诸多本质区别。[27]另外，“神话史诗”并不等同于“创世史诗”，因为神话史诗的内容除了创世神话之外还有造人神话、补天射日神话、供水神话还有降魔伏妖神话、迁徙神话、图腾神话等内容，用“创世史诗”的概念概括不了“神话史诗”的内容。[28]
但“神话史诗”的称谓存在着概念混淆之弊病，神话与史诗属于两种不同文类，史诗作为一种消化了神话、故事、传说、咒语等诸多文类后深沉生成的“庄严的文学体裁”，本身涵盖了神话的内容，可以说史诗中有神话，但神话并非皆为史诗，二者不可以等观之，史诗在韵文体、文化体积、宏大范例等方面皆有严格限定。神话的概念范畴比史诗要广泛，不管是原始性史诗，还是后期的英雄史诗，都不能脱离神话而单独存在，神话始终作为史诗的叙事手法及宏大历史背景而存在。也就是说，“神话史诗”不仅混淆了神话与史诗两种不同文类，也把不同时期的“原始性史诗”与“英雄史诗”也混为一同。
“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分别是从史诗发生论来界定史诗文类，“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是从史诗的主题来说的。在后三个史诗类别中，创世史诗的概念最先提出，因为创世主题在南方史诗的内容中占了主体，“创世”主题中涵盖了迁徙、英雄主题，因后期在南方史诗中陆续发现了创世主题并不突出，主要以族群迁徙、氏族复仇、部落争战为主题的史诗，所以在创世史诗基础上又提出了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但从中也可看出社会进化论对这三类史诗界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创世史诗产生时间较早，依次为迁徙史诗及英雄史诗，“创世史诗之所以又称为原始性史诗,是因为它形成于英雄史诗之前,具有初始的意味。”[29]
整体而言，“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创世史诗”三个类别之间都强调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内容——神话，观念——原始思维，主题：创世、迁徙、文化英雄。三种不同的类型界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突出了其中某一方面特点。三种类型界定都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从史诗发生学上来说，南方史诗应该说产生于人类社会以及民族形成初期，明显带有“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化特质，但作为一种活形态文化，这种特质并非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定不变，我们也不能说至今仍在拥有这些活形态史诗的传承者、受众者为“原始人”，他们所处的社会仍是原始社会。纳西族的《创世纪》的内容中由对偶婚转向族外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大量透露出农耕文明的文化信息，甚至出现了“皇帝”来替代“天舅”的等方面内容绝非以“原始性”来概之；同时，南方民族的羌、彝、瑶、苗、黎、侗、纳西、白等诸多民族的史诗中融合了不少佛教、道教的神灵及文化因子，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原生宗教发生了相应的文化嬗变，已经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原始宗教，如纳西的东巴教、壮族的摩教、彝族的毕摩教，都有着完备的经籍及神灵体系，且这些民族宗教至今仍以活形态形式发挥着历史作用。杨义对此也提出了质疑，“过去说史诗和原始文化是相联系的, 现在我们的史诗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要重新思考史诗发生学的问题。因为藏民族、 蒙古民族, 柯尔克孜民族发展到现在, 史诗还在那儿传唱, 能说史诗完全是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吗?历史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可以提供出很多解释的可能。而且史诗类型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本质性的拓展。”[30]
与社会进化论的意识形态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这一文艺观把史诗等同于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突出人民性、集体性、劳动性，进行“文学化”的翻译、整理、刊布；这种取向与社会进化论取向彼此消长，又相互交叉：“社会进化论”为取向的史诗整理研究为“文学化”翻译、整理提供了政治导向，而“文学化”翻译、整理本身成为佐证“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学化”翻译、整理扩大了影响。巴莫曲布嫫对这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存在的弊病概括为“格式化”。“格式化”主要指在民间文学的再生产过程中，参与者脱离口头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按其主观价值评判进行“二度创作”的文本制作格式，这种格式化倾向不仅偏离了文本的本真性，且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文本误读。[31]导致上述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史诗等同为“民间文学”、“历史材料”。相对说来，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文学生产运动更为突出“历史主义”色彩，而80年代则“文学化”色彩更浓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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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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