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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俗文学研究专家张紫晨先生也曾经回忆道：“我记得在赵先生家，见到许多与我的研究有关的书，我很想借阅几种。可是我住在北京，借了就要带走，而这些书都是赵先生精心珍藏的，怎么好意思开口呢?再说万一开了门，碰壁又如何是好?但是犹豫再三，最后我还是下决心硬着头皮张了口。没想到赵先生当即答应让我借走这些书。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万万想不到嗜书如命像赵先生这样的学者，竟然如此慷慨借书与我，这是一般人决难做到的。后来读到有关赵先生的一段文字，我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赵先生对青年学子的帮助与培养的热心。赵先生说，‘我所有的几万册书，不仅自己使用，也经常把一些书借给我的同行，特别是青年同行。我有一个想法，我自己年老多病，我所搜集的书应该发挥最大的用处。我觉得青年他们的著作。’赵先生的高风亮节于此可见。”
然而，此中的不地道者也不乏其人。父亲的学生林东海先生就说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到上海福州路旧书店淘书，在书架上看到一部当时正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著的上下两册《修辞学发凡》。此书是我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他急忙取下。打开一看，只见上册内封被撕掉了，下册内封上有自来水笔题的字：
景深先生指正，望道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
原来这是作者陈望道校长签名赠送给我父亲的书。赠书一般只在上册题款。而事实上这两册书并非同时出版，上册出版于1932年1月，下册出版于1932年8月，据下册题款可以推知，上册应该是1932年2月题赠。出版发行者是上海北河南路景兴里584号大江书铺。上海旧书店改定书价，两册售人民币8角。林东海先生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册珍贵的书。回到学校，林先生开始细读，这才发现我父亲读书非常认真，他在上面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有增补，有辨证，有异议。林先生说，从这些批语，可见我父亲把学术视为公器，皆以学识为指归，而无世俗之见。林先生坦言，这部书他曾多次想“物归原主”，持赠我父亲。转念一想，与其再让不地道者“借”去卖掉，还不如由他珍藏，况且他也实在喜欢这部书，所以一直没有“完璧归赵”，至今珍藏着。
关于父亲藏书不吝借人的例子是举不完的。王骧教授曾赋诗赞颂道——
文坛巨擘老人星，
著作等身至可钦。
更有一桩人罕及，
藏书肯借见胸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过几十种刊物和报纸副刊，自然会收到各地读者、作者寄来的大量来稿。对这些来稿，他十分重视，认为都是作者的心血，无论作品写得如何，作者终究付出过一定的劳动。对于作者投稿希望录用的心情，父亲十分理解，因此他每稿必亲自审阅，只要来稿稍有可取之处，他必为之修改润饰，尽量刊登。如果实在不能用，他也复信指出不足之处，并且予以鼓励。对于来信求教者亦是如此。1980年，有一位美国教师要去北京大学进修，出于对我父亲的景仰，希望来上海拜访我父亲。他当时托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介绍，段先生说，当时他也正好有一些问题要向我父亲请教，于是就冒昧写信给我父亲。父亲很快用蝇头小楷给与回信，欢迎他们上门，愿意帮助他们，此事令他们感动不已。
父亲死后葬在无锡青龙山。每年清明时节，除了亲人外，他的不少学生也会去为他扫墓，祭奠致哀。
“六十余年，培育英才遍世;半千万字，著编书籍等身”——这是父亲墓志铭上的俳句，它实在也是对父亲的真实写照。
（本文刊于《档案春秋》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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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快报 2014年02月16日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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