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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国语统一运动的《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尽管张士一以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态度开场，批判以文字为根本来统一国语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但是当他论到北京话为何适于当作国语标准时，起首列出的两条理由却是："要这种方言，最近于文字。有这个资格的，是北京语。""要向来用这种方言的书籍报纸等类最多。有这个资格的，也是北京语。"[7]由此看来，北京语适合作为国语标准，并不由于它是某种抛弃了一切外在缠绕的纯粹声音，反而因为这声音与文字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在这里，张士一的实际选择恰好与他秉持的理论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实是，张士一真实的出发点并不由于声音至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理论逻辑，也不在于要彻底的否定、抛弃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种"交通便利"、能够使"全国的人说出来......彼此可以完全听得懂"[8]的语言，也即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语言。张士一认为从口语入手进行统一的方式优越于从书面语入手，并非出于极端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语显然比当时还在形成过程中、内部模糊混杂的"国音"具有更高的内部同质性和可推广性；同时，当文字手段可能对推广同质语言形成帮助时，张士一也并不拒绝从文字那里借力一把。当张士一论证说北京话适合充当国语标准时，恰恰是因为北京话口语形式最接近当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白话书面语：有了已经"同质化"的书面语，口语的"同质化"当然会便利很多。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士一为何会在文章中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同时还对此浑然不觉。
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张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质化语言，其背后指向的是什么?毕竟，同质化的语言也可以导致同质化的"国民"产生，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过程[9]。不过，仔细阅读张士一的论述就会发现，张士一谋求的同质化语言，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形式上，均与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张士一并没有把自己对同质语言的诉求归结到"民族"或"国家统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视统一的国语为一种"交通的器具"，如"铁路轮船一样"，国语统一是为了提供交流沟通的便利[10]。在这里，张士一的想法实际上与晚清以来试图通过语言统一解决"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11]之弊病的思路暗合，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资本主义发展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分歧众多的方言状况对交流的畅通进行形成了不小的障碍，统一语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其次，形式上，张士一是在明确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统一书面语的情况下，还执着诉求于口语层次上的同质统一；而我们如果对比语言民族主义的例子，如果仅仅出于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虑，则实际上共同书面语已经足够敷用：无论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霍布斯鲍姆描述的19世纪前叶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印刷语言"或"上乘文学语言"都是书面语[12]。很明显，张士一所梦想的，是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空间当中，实现语言沟通的透明和彻底--这当然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空间，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空间并不需要执着于如此之近的距离和如此之高的同质性。
由此可见，张士一的国语统一思路，从其本身的出发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导致的民族建构，不如说是面向现代化时，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手段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同质人群。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士一在面对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的中国音韵学遗产时，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13]：音韵学遗产虽然有助于追溯"起源"，但在推广现代社会同质语言方面，对于"听今音、发今音和教今音"却并无直接有效的作用。如此，张士一否弃音韵学遗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实上，恰恰是在作为京音派对立面的"国音派"所主张的以混合语求国语统一的方案里，清晰的凸显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体现了20世纪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努力。满清遗留下来的政治版图幅员如此广大、族群如此众多、方言如此歧义，要将一个这样的复合型帝国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国族"(nation)，在这其中找到一个所谓的"中心"或"起源"，基本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此只好模仿官话的方式，以混合求之，以混成一体的方式求得整体性的统合效果--国语统一运动中影响力巨大的"从各地方言中各各择取部分混成一整体"的混合型思路，就是由此而来。当张士一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指责"国音"同质化程度还不够高、无法达成完全清晰透明的交流时，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大同小异的官话"已经"覆盖北部、中部、西南部的各省"，事实上已经基本构成了统合全国的普通话为由，为混合国音辩护[14]。正是由于这种统合性的存在，哪怕其内部混杂不堪、难于界定，推广上麻烦重重，陆基、黎锦熙们依然要坚持其为中华民国应有的标准语。同时，村田先生用来描述京音派的"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式论述，实际上也是在混合语思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为张士一所否弃的音韵学遗产，在支持混合语的章太炎手里，正好成为了他论证湖北方言"南北相校......韵纽皆正"、适成为"夏声"[15]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对起源"夏声"的寻找和投射，恰恰是由混合语思路来完成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混合语思路内部谋求的民族统一冲动和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过头来看1920-1921年的京音国音之争，除开表面的国语统一方式上的不同之外，京音派与国音派的差别还可以从更深一层的内部冲动上来把握：京音派代表了朝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的渴望，国音派体现的则是以共同语言统合国家的冲动。尽管在表面的论述上，两个面向可能存在互相重叠或不清晰的中间地带，但若从立论与侧重的方向上来看，则两种不同的冲动基本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在京音派代表人物张士一那里，推行国语的目的完全从实用论的角度来阐述，几乎完全未涉及国族认同、统一等问题；而这一思考角度呼应的，实际上就是晚清以来试图通过共同语言来普及教育、为现代化扫除障碍的语言改革方向。认为中国语言统一之后便能"进而日本。进而欧西......骎骎达于文明之极点"[16]，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许多语言改革者的梦想和追求。同时，对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是面对面的"透明的共同体"的执着，也反映出京音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够在语言变革的协助下得以实现。与此相对应，国音派明知混合国语的明显缺陷却不愿意另起炉灶，这其中除不想放弃之前多年的努力外，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不愿意放弃混合国语在象征、建构国族方面的优势[17]。
不过，我在此对两种思路进行的区分，并非要把二者之间的差异绝对化；正如村田先生所言，无论京音还是国音，事实上都能够服务于"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京音派尽管在意识上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归，但其提倡的高度同质化的口语共同体却依然可以在事实上造成同质化的民众群体，最终构成同质化的"国民"。因此在事实上，京音派与国音派均可被视为语言民族主义的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上，二者发生了抵牾。但是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这两种思路最终依然能够统合到"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能够完全消弭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我认为，中国语境里的京音国音之争，实际上正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特别的视角，可供我们重新观看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内部某些"颠倒"和"断裂"。至于如何通过京音国音之争反思产生自西方语境中的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与当代民族主义理论[18]，我将在后文中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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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3-01-0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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