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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琼]近代基督教传入对云南部分信教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
  作者:张晓琼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2-09 | 点击数:14444
 

 

内容提要:云南基督教的传入主要有东西两路,东路由四川进入,西路由缅甸进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着重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有8个民族的部分人口信奉了基督教,这和这一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在这些民族中传播,除了列强作为其政治经济后盾外,还得益于其传教方式,尤其是教会教育的开展。它所引起的云南部分信教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不论其客观效果如何,其终极是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实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目的。
关键词:近代;基督教;教育;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一、基督教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再也无力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军事上的全面溃败导致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深入。自19世纪70年代起,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由中国腹地向边疆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在争夺中国边疆的斗争中,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与其缅甸殖民地毗邻的云南,并于1874年派出了以上校柏朗(Horace Albert Brown)为首的探路队,企图打通由缅甸曼德勒进入云南并进而联通英国在长江流域势力范围的通道,从而使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与其在东南的殖民地联为一体。这一企图由于探路队翻译兼先导的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滇西景颇族地区被杀而受阻。英国乘机凭借强大武力, 要挟清政府签订了导致中国西南边疆对外开放的《中英烟台条约》,借此解除了英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门禁。尽管如此,云南复杂的民族情况还是使英国人有所忌惮。由于害怕马嘉理事件激起强烈的排外情绪,英国政府颁布了禁止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中国的禁令,将欲图入滇拓荒的内地会传教士索尔陶(Soltan)和史蒂文森(Stevenson)阻滞在缅甸八莫达4年之久,并且还禁止所有英国人从八莫进入云南。但在1877年,内地会牧师麦嘉底(John McCarthy)从上海来到八莫,完成了穿越中国腹地的徒步旅行。麦嘉底的旅行尤其是穿越云南的成功,不仅使他成为第一个在云南土地上留下足迹的传教士,而且还提供了教会在云南进行传教活动的可能途径。据此,英国政府于1880年解除了禁止传教士由缅甸进入中国的禁令。1881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克拉克(George Clarke)夫妇由上海绕道缅甸入滇,来到大理租房传教,开办了基督教在云南的第一个教会。两年后,英国传教士索理仁(Tehorned)由四川进入云南,在昭通、东川开办教会。1887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等人再次由川入滇,在昭通开办教会。至此,由东西两条路线进入云南的途径基本打通联贯起来了。英国对云南的入侵愿望最终由基督教传教士加以实施并完成。
然而,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并不如传教士们所期望的那样进展顺利。“从创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本省传教事业非常困难,工作进展缓慢”,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前,本省仇外情绪相当强烈,自然亦敌视基督教会。导致这些仇外情绪产生的原因:部分是法国占领越南威胁云南,担心法国由东南部、英国由西入侵滇省;部分是天主教会激起的反感,因为天主教会,尤其是昆明、丽江等地的天主教掠取了大量财产,包庇教徒干预词讼,此外还有佛、道等传统宗教的排斥。然而最激烈的反对是来自当地官府的”。[1]这种状况,使基督教会在云南苦心经营30年,所设教堂和布道所仅10余所,信徒也只不过100余人,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状况使教会不得不考虑调整传教策略。内地会出于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发展的需要,率先对自己的传教策略进行调整。“经历了过去迫害的磨练,全部活动都精心地加以调整,使之符合中国方式”。[2]他们根据中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且文化落后,封建统治较为薄弱,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以及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等特点,把传教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西南地区广阔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而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南地区侵略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广阔的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西南的边境沿线,以福音征服那里的少数民族,对英帝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即可以利用宗教使西南少数民族成为列强顺民,以便于达到西方列强分裂中国、扩张殖民地的目的。内地会传教策略的转变,奠定了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的基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滇黔交界处苗族聚居区传播福音的成功,成了各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垦荒”布道的典范,各教会相继派出大量传教士深入广大边疆民族地区,于20世纪初掀起了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高潮,打开了基督教在云南迅速传播和扩张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了历时20余年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奠定了基督教在云南分布和活动的基本格局。有材料表明,在这20余年间,基督教各教会在云南的活动范围从五六个县迅速扩大到60余个县, 教堂从不足10 所猛增到100余所,信徒人数也由原来的不过百人增加到3万余人,且大部分是滇东北、滇西北和滇西南的苗、彝、傈僳、怒,景颇、佤以及一部分拉祜和哈尼等八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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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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