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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重建家庭的意义与挑战
——专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
  作者:强世功 吴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8 | 点击数:5200
 

·《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中国家庭的历史变迁

  《21世纪》:在前段时间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讨论中,家庭遭遇的危机引人深思。而这是一个长时段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你如何看一百余年来的变化?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家庭的变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古典中国的家庭形态,虽然古典社会中面临着郡县思路与封建思路的分歧,而且二者对家庭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古典中国的家庭形态基本上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有着三重功能:

  其一,家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单元,尤其是“同居共财”的家产制构成了中国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国古典的绅权就建立在这种财产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上,即中小地主和家庭或家族高度融合。

  其二,家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组织。所谓父权,就是父亲是家庭范围中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拥有的权力乃是政治性的,父子关系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从这种血缘关系上升到支配与服从的政治关系。君臣关系被虚拟为父子关系,前提恰恰在于父子关系本身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由此,古代家庭就是训练政治的场所,齐家与治国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

  其三,家庭乃是一个在哲学上安顿人心的基本场所。家庭中包含了阴阳、天道、慈爱、孝道、礼仪、奉献、牺牲等一系列意义系统的安排。由此“家”往往被象征化为心灵的港湾。对家的想象,自然延伸为对祖国的想象,而在这一套意义体系中,“母亲”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如果说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政治性的,代表着正义,那么母亲的角色往往是提供生存意义的,代表了慈爱。

  由此可见,家作为基本单位将经济、政治与文化组织起来,形成了家庭与国家的同构,形成了父权、绅权与皇权的沟通。传统中国的宪政体制就是通过皇权体制,加上士绅的族权统治,再加上家庭中的父权统治,构成一个类似于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并依赖儒家思想将这三者凝聚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承担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功能,更多的是直接的政治组织功能。

  从晚清戊戌变法开始,中国进入了不断革命的阶段,革命意味着摧毁古典中国的宪政体制,建立现在的宪政体制。而现代宪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维坦的思路,即将主权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因此,从古典的皇权政体转换到现代宪政的基础上,不革命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摧毁了皇权,但是随后真正统治中国的是军阀,他们代表以前的士绅阶层,封建绅权依然存在。什么是军阀?什么是立宪派?二者都是建立在地主-绅权基础上的地方性权力结构而已。国民革命希望打倒军阀,但是不铲除地主-绅权的权力格局,打倒旧军阀,也会产生新军阀。

  然而,如何铲除地主-绅权结构这一大家庭结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转向社会革命,一是土地革命,摧毁了绅权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土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绅权统治;二是家庭革命,妇女解放、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直接瓦解了大家庭的结构,父权也开始走向衰落。可见,从戊戌变法到五四以来的革命,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系统地把传统的东西打掉,包括整个政治秩序、财产秩序和整个安顿心灵的秩序;这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革命”;这个过程也就是个人从皇权、绅权、父权中一层一层地解放出来,从而也从西方殖民主义建立的全球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解放”。“革命”和“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正是在革命的基础上,从传统秩序中解放出来了一个个独立、自由的原子化的个人,再按照现代西方政体的模式,也就是将主权权力直接建立在公民个体之上的利维坦模式,重新组织起来。由此,个人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高度融合。这无疑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西方在反思,中国也在反思。这些反思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关于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浪漫想象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极端化攻击,助长了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而绝对的自我依赖无异于自我毁灭。尽管如此,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依然完全地存活下来。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阶段,改革开放通过市场,截断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得个体不需要与主权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个人之间通过市场有横向的联系,由此重建了个体、社会与国家的结构。这构成了1980年代以后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然而,从家庭的角度看,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对家庭的直接冲击来自于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到家庭,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权力退出家庭领域,与此同时,家庭受到市场的影响。实际上,市场的逻辑与利维坦的逻辑基本上一样,利维坦的逻辑是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国家政治纽带连在一起,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市场的利益纽带在一起。所以亚当·斯密说市场经济国家是“守夜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要靠市场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它的前提和霍布斯的世界一样,都是分子化的个人。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对服从的强调反过来保护了家庭,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才真正开始摧毁家庭。就像我们所说的文物保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文物的摧毁远远超过文革中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对家庭冲击最大的也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从婚姻法不断地修改和司法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家庭财产制转向了个人财产制度,家庭规模也越来越小,甚至丁克家庭、同性恋、独身也越来越流行。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仅在财产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家庭似乎也无法承担安顿人心的功能,这其实是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文化逻辑。

  从家庭在过去三个阶段的转型困境来看,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革命,对家庭来说意义是一样的,一个是现代性的左翼,一个是现代性的右翼,都是以摧毁家庭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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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2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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