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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确立价值认同
  作者:张旭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9 | 点击数:4739
 

·《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传统与认同·


  《21世纪》:从刚过去的2011年来看,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些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变化,似乎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位置的契机。同时,整个社会也颇有些迷惘的情绪,众声噪杂而缺乏方向感。这时对于今天中国的根基的理解也许是重要的,您认为今天的根基中有哪些方面值得特别强调?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系主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自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冷战结束后最深重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问题又一次活生生地摆在人们眼前。但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问题意识的高涨,而是问题意识的缺乏,是政治、思想和理论上全方位地失去活力乃至动力。西方已经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那样,是“历史终结”后的榜样,是唯一普适的标准。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崛起和2008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危机的此消彼长,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看中国,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发展,与整个西方缺乏活力形成鲜明对照。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认清的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中国也都有面临。中国既然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也就与所有全球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独善其身。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或潜在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中国都存在。在这样普遍的困境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保持这样的势头,这不能不让人去探讨,是什么样的资源和活力能够为这样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活力和合法性?但这种深层的动力与合法性来源,并不能取代一种更为直接的观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既然是经济领域的主导者和规范者,既然是一个代表全民和全社会利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那么国家事实上要为一切经济领域中产生的不公正、矛盾和冲突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就是说,经济领域里不管产生什么问题,国家最终要通过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和行政管理系统内部的政策手段来调节它、缓和它、克服它、消除它,以此来保证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上的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尖锐的矛盾,即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性危机》中指出的“合理化”与“合法性”(或正当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内部针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化调节叫合理性,一个国家根本的政治、道德和价值上的说服力叫合法性。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面对市场经济和维护公民利益时,事实上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一样面临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国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行为越合理,它就越把整个经济领域置于国家系统内部,由经济领域必然地产生出来的矛盾(如不平等)就越将被充分地吸收进政治领域,经济矛盾就越会被有效地转化为政治矛盾,并由此逐步导向国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危机。如果我们正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市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准备好应对政治、道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过程中,国家越是希望稳定,客观上就越把经济领域的矛盾,通过强有力的合理的(rational)的国家行政手段和制度安排,一步一步转移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矛盾向政治领域结构性转移,如果激化到对宪法和立国的原则根本政治原则及其后的道德、伦理价值的置疑,那么理性化的经济领域的危机最终会变成政治领域里的合法化的危机。当今中国同样面临这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处在同发达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全面竞争状态中,这个竞争就是合法性的竞争,价值基础和意义生产的竞争,最终可以说是文明的竞争,因为这样的竞争最终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定义和社会生活的未来。

  当代中国对“稳定”的希求本身具有一种特殊性,即在价值和意义体系建设(即最高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的重建)未完成状态下如何保证国力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保持起码的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但问题在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和确立本身恰恰需要矛盾论的思维,而不是无视、回避和遮掩矛盾的做法。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给中国社会特别是国家体制带来活力的核心概念,恰恰是矛盾的概念。中国革命立国的历史经验就是不但不怕矛盾,而且要去主动、积极地发现和分析矛盾,努力地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特别是不利的情况下,以矛盾性的思维、辩证法的思维把握变化,在变化和矛盾当中变被动为主动。我认为这个传统是新中国非常宝贵的资源,是其政治文化活力的基础。

  今天把经济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追求稳定显然并不等于回避矛盾、压制矛盾、隐藏矛盾或者对矛盾视而不见,不然无论是执政党、国家、知识界乃至社会性的文化思想资源都会逐渐失去活力。如果当代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运动不能在矛盾的意义上被理解为生产新的历史实质的源泉,那么所谓“稳定”只能最终带来思想、文化、价值领域的官僚化,当代中国社会就会日益丧失主观能动性。如果我们丧失了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去把握矛盾的能力,那么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市场神话等各种神话,就会自然而然地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因素,就会成为事实上的秩序的制定者和意义的赋予者。中国要为自身的经验作合法性辩护,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矛盾的思维恰恰是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和价值资源。它可以使整个国家,无论是政体还是社会生活、文化思想,都把自身理解为矛盾统一体内部的对立着、战斗着的方面,并由此激发出自身积极的、创造性的能量,在变化中创造出新的质,从而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为当代中国做一个新的价值的奠基。

  在市场经济、理性化这些层面上,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走着相近的道路,整个社会越来越破碎化,越来越零散化,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去中心化,整体、中心、集体、社区等等所有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规范性东西都在解体。基于政治本能,中国社会现在需要把日益破碎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但是凝聚的办法不可能是捏合,生硬的、空洞的官僚话语只能提供形式主义的统一,而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有思想战斗力的东西;政党组织或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理性化本身也并不能解决来自政党和国家系统之外的“合法性危机”的压力。

  要真正从哲学的层面维护甚至创造性地发展出整体的统一体,当代中国思想界需要在冲突的多样性、在混乱和变化中不断界定矛盾双方的性质,在矛盾统一体不断地破裂和重组中把握新的质,而不是简单地希望量变(比如单纯的经济增长)能自然而然带来新的质(比如中国文明的新定义)。新的质的形成,意味着价值空间里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这才谈得上新的政治文化、情感结构和价值基础。

  今天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毛泽东那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更大。他们当年虽然艰苦卓绝,但是矛盾的对立双方是非常清楚的。6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曲折的大发展,西方内部也经历了一系列理性化进程,比如去殖民化、福利国家化等等。今天世界的局面比当年远为错综复杂,其中最大的挑战恰恰就是矛盾和冲突不像以前那么好界定,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大片的灰色地带,哪怕在“敌我之辩”这样的政治思维的内部,对立面和矛盾的状态也是不清晰。在这个意义上,这真是一个磨炼思想的时代,可是在这个思想更为自由的时代,我们的思想恰恰缺少明确的对象、问题、资源和动力。总的来看,今天世界的思想和文化,确实找不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东西,也缺乏有创造性、想象力的热点。不要说跟二十世纪革命的大时代相比,就是跟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相比都在逐步弱化,越来越平均化,越来越零散化,越来越不能把握住基本的大问题和矛盾。

  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缺乏思想活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当今世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在具体社会分析、文化分析、思想分析中没有能力找到真正的矛盾症结。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矛盾,而是缺乏真正的矛盾性的辩证思维去把握它,缺乏在变化和质的多样性的内部把握新的质产生的能力。回顾历史,矛盾的辩证思维是我们革命立国的传统,而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价值根基。那一代人不承认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质,而是强调一种辩证的、由事物自身的矛盾发展出来的结构,这样才可能通过矛盾的分析、斗争,通过旧的矛盾体的破裂、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建立这种不断转换的过程,建立新的质,建立新的统一性,这就是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可以变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今天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通向稳定发展的最好方法不是回避矛盾,而是主动地去迎接矛盾,去积极地分析、观察,通过把矛盾、问题找出来,去解决这些矛盾。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大体上是稳定的,国家的根基是牢固的,绝大多数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党内矛盾,是知识界内部的矛盾,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这些矛盾恰恰要通过讨论、批评和“思想斗争”才能真正把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事实上就等于说我们在矛盾的环境中对自己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只是回避问题,或者谈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客观效果只会让那些流俗的主导社会意识大行其道,因为这样的话社会领域中的多样性、丰富性、可能性、创造性就被压制住,而流俗意见和种种迷信却可以大行其道,因为它们碰不到任何真正的抵抗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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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0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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