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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大宗教学观点
  作者:蓝希峰 整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2-30 | 点击数:6326
 


  2011年,中国宗教健康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断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中国社会逐渐回归到对宗教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评价,宗教学理论也逐步开启中国气象。《宗教周刊》理论版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时值岁末,本版盘点年度十大宗教学观点,涉及中国特色宗教理论、宗教关系和谐问题、宗教界自身建设、宗教界从事慈善事业、宗教经典、民间信仰等研究领域。让我们再次体悟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宗教的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现实关怀——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方式;文化既是人民重要的精神需求,又是民族凝聚力与制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文化建设终于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魏德东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宗教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在思想层面,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惠能这些中国宗教的创始人,中华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华文化复兴,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发展,使其在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扬光大。

  中国宗教不仅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还是诸多文化的载体,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文化成果,而凡此物质形态的文明表达,都成为今天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宗教属基本的文化载体。无论在博物馆里还是山河大地之间,或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抽离了宗教内容与题材,都是不可取的。

  对宗教文化自身而言,要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时代的机遇,也是历史性的挑战。这对当代中国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在思想层面,需要将宗教文化的内涵与一般大众需求做有效的链接,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理性、人文、道德的优良传统,能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行为层面,宗教文化的产业化将是对宗教教职人员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宗教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更需要宗教文化的高度自觉。

  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10月20日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表了《泰山共识》。

  1085期(2011年11月8日)刊载的《泰山共识》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协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儒、释、道三教曾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和文明的大本原、大传统,以后仍将会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作为一种深具潜力的、开放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其在完成现代性嬗变之时,也必将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对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及文化战略提供有效营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动力。而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具有世界传播性质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本土化、中国化,也将与中国的传统宗教形成互补格局,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共同探索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以体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风范,构建共有精神家园。

  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

  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交往都有密切关系,宗教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宗教和谐成为时代的强音。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又要求促进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中央领导人提出“探索宗教和谐理论,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政界、教界、学界已经行动起来,努力加强宗教和谐工作,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进行宗教和谐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宗教和谐论的创新和实践,将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更好地引导宗教适应当代社会,并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牟钟鉴在1097期(2011年12月20日)发表《宗教和谐论》一文,进一步推动政、教、学三界对宗教和谐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文章指出,宗教和谐论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理论形态,是对苏联“宗教鸦片论”、“宗教斗争论”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是宗教和谐论的源头活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

  文章认为,宗教和谐论的核心理念是“多元平等,和谐共生”。宗教和谐论的重心在于协调宗教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综合创新。它包括了中国社会主义者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宗教社会论、宗教统战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和正在建设的宗教生态论、宗教促进论,是上述诸论的整合和提升。宗教和谐论以化解族群的矛盾和冲突为己任,宗教和谐要在宗教对话与合作的实践中推进,与社会管理工作相结合。

  宗教对话,从经开始

  为推动学术界对于“比较经学”的讨论,游斌发表了《宗教对话从经典互读开始》一文,还连续访谈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赖品超,美国西北大学的杨克勤,德国马普研究所的范彼德,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等宗教学领域知名学者,分别从比较研究、经典互释、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等角度,探讨了佛教与基督教、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经典互读。文章和访谈揭示出“比较经学”与“经典互读”对于中国建设和谐宗教关系的重要意义和切实可行性。系列文章分别刊发在1055期(2011年7月19日)、1059期(2011年8月2日)、1063期(2011年8月16日)、1075期(2011年9月27日)、1077期(2011年10月11日)、1081期(2011年10月25日)、1091期(2011年11月29日)。

  游斌在系列文章中表达了“宗教对话,从经开始”的观点。他认为各大宗教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即对“经典”的尊重,通过“比较经学”或“经典互读”的方式,可以达到宗教间的对话、学习和反思,最终实现在信仰上的真诚尊重。其具体做法是:邀请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去阅读或注释另一个宗教传统的经典。它不以阅读者皈依某一宗教作为出发点,而是在对另一宗教经典的阅读或注释中,发现对自己的宗教有所启发的地方。它甚至不预先假定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多少的相同点,而是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辩论或开放自身,从而实现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这样的宗教对话有如下几个要点:1、宗教对话从阅读各大宗教的经典文本开始;2、比较经学既是为了对话和加深彼此的了解,又是在对一段经文、一个理想人物或一个宗教伦理的讨论中,更深地反思、重构并丰富自己的信仰。简言之,它是通过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3、比较经学不仅是为了寻求共同基础,而且是通过回到各大宗教的源泉,去看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自己在面对另一种宗教时犯下独断性之错误。

  “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列宁宗教观的核心是“鸦片基石论”。宗教周刊第1085期(2011年11月8日)、1095期(2011年12月13日)分别刊发的加润国的《“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再谈“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

  文章指出,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释马克思关于宗教对人民作用的观点时引用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目的是要说明,党在对待“宗教问题”时必须保持“世界观”的清醒和坚定——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有神论。同时,列宁是在结合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阐述党对宗教的这一基本态度和政策的。如果我们仅仅抓住“鸦片”和“基石”那句话,把它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脱离具体语境、时代背景和思想体系的僵化教条,概括出所谓的“鸦片基石论”,显然是错误的。

  文章认为,列宁是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宗教理论政策体系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论述宗教问题的几篇文章,并不构成一个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的独立的宗教观,反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那种把列宁的某些论述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和理论政策体系中抽离出来,并直接从中概括出所谓列宁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宗教观”的做法,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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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1-12-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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