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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
  作者:苏智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4-03 | 点击数:4676
 


  口述史,本是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记录与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人类知识传播和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逐渐被人忽略与轻视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口述方法开始才受到部分美国学者的重视,此后欧美学界日益推广。口述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大众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盛行,口述史日益发展。而且,录音、录像设备的普及,数码相机的推广,为平民大众参与口述活动提供了可能。口述史发掘了大量沉默的人群,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与“历史”对话,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越来越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比发达国家动手要迟,上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兴起,但是也并非一无进展。据笔者所知,十余年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等各种专业背景的知识人、电视人甚至普通国民,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口述记录的行列。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2004年得以建立。一批高质量的如何做口述的书籍相继出版,其中有翻译的,也有原创的。复旦大学于2008年成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则更早,约在10年前就设立口述史中心,出版每年一期的《史林·口述专刊》,正在实施庞大的“上海口述历史”计划。川中奇人樊建川投入上亿资金,征集了难以计数的各类资料,正在建设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群。云南的戈叔亚对远征军及滇西战场进行了长期、艰难的调研。北京社科院的张西研究员对延安时代女兵的口述记录,大连的李小江教授推动的“20世纪(中国)妇女”计划,尤其是上海作家叶永烈对当代政治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宋路霞跟踪老上海的大家闺秀、豪门世家,均成果斐然。笔者的一些朋友们如王选、刘宝辰等致力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长期下乡上山,分别对细菌战、毒气战、强制劳工、“三光”政策等的幸存者进行录音、录像,已积累大量的资料。还有人在做“文革”、大炼钢铁、反右运动、留学生涯、知识青年、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少数民族、当代学人、女性史、吸毒者、艾滋病人等专题的口述调查。作为中国第一个纪录片专业频道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积累了大量素材,如犹太难民逃往上海、日本残留孤儿“魂归何处”、上海的老克勒等,可谓百花齐放,缤纷多彩。崔永元所说的“全中国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也比不上日本或美国一所大学所收集的数量多”之观点,笔者当然不能苟同。

  崔永元以一著名电视人的身份,登高而呼,投入口述历史的记录之列,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抗战老人,收集大量口述历史影像和历史照片,纪录影像数万分钟。《我的抗战》刚问世便获得很高的评价和关注度。正因为如此,在笔者出席的“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中,崔永元团队获得了年度记录者的称号。颁奖词称,“崔永元先生及其团队,以庞大的工作量,完成了一件抢救正在消失之中的抗战历史记忆的重要工作,制作了珍贵的音像文字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崔永元雄心可嘉。

  但由于参与者史学素养的参差不齐,对口述史理解的深浅不一,因而完成的作品的质量也高低有别。笔者经常观看和评论历史纪录片,由于仓促和不严谨,出现的史实错误可谓不胜枚举。就以崔永元近作的《我的抗战》为例,也并非完美。有些学者已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有人严肃指出,该同名的电视片和书籍“暴露了主创者、制作者和历史学者们的草率、马虎,基本功不牢等问题。”如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崔永元说,“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800壮士在四行仓库浴血奋战抵抗日军,威震天下。而当他去寻访这些壮士中的在世者时,发现仅剩下3人,其中一人甚至已经不能言语。就在几天前,四行仓库800壮士中的最后一位杨养正老人也离开了人世,这段历史事件现在已经没有了当事人。”其实,谢晋元所率的88师524团的一个营,人数不到400人,为壮声势才号称“八百壮士”的。

  当然,不是历史专业人士的崔永元,出现这些状况是情有可原的。要使得口述材料有价值,传诸永远,需要专业技巧,需要史学休养,更需要有干一番事业的精神。对获取的口述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后期的考证功夫,自然马虎不得。在口述史领域享誉盛高的唐德刚教授,在谈到他的经典之作《胡适口述自传》等时曾言:“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

  笔者也在从事口述史研究。自1993年以来,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群体,记录这群遭受旷世奇辱的老人战时和战后的遭遇。前后历时18年,可以说苦甘备尝。现在这些幸存者大多远去。所以,笔者与崔永元有同感,就是时不再来,迫在眉睫。

  对于中国口述史的明天,笔者不仅不悲观,而且我们正在迎来口述史的春天。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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