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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泳超]周作人的民歌研究及其民众立场
  作者:陈泳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11-28 | 点击数:13618
 


  一、周作人在民歌方面所做的工作

  周作人与民歌的结缘,是从儿歌开始的。他在晚年的追忆文章《一点回忆》①中说:“一九○六年我在日本东京得到英国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因为神话与传说和童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童话也十分注意,又因童话而牵连及于儿歌。”1940年他在《歌谣的书》②中也说:“民国初年我搜集外国歌谣的书,最初只注意于儿歌……”

  1914年,周作人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一则个人的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其中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云:“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比诸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在详明精细上固有不如,但它对歌谣记录的科学性要求依然是引人注目的。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的同一期上又发表了《儿歌之研究》的论文,对儿歌的历史、类别与价值等多方面给予了初步的但绝非幼稚的论述。考虑到时间的先后以及个人行为与名牌机构号召力的悬殊,周作人的采集工作,其导夫先路的草创之功,是十分让人敬佩的。尽管一年之后,他一共才收到一首儿歌,而且还是他相识的一位高小校长化名寄来的。不过,周作人似乎并没有泄气,他自己独力采集,加上从《越谚》中的抄录,也得了200多首。后来,他怀揣着这份稿子,经历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起落兴衰以及中国政治风云的千变万化,终其一生未曾让它面世,其间的遇合遭逢,实足使人唏嘘叹息。③

  1918年,由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发起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活动,歌谣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周作人既对儿歌有其偏爱并做过切实的工作,加上已有的民俗学、民歌知识,所以被他们引为同志,也是自然不过的,而在周作人一面,他似乎也是施施然乐于为伍的。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首揭的征集歌谣活动启示及其简章上,都没有周作人的名字;但在同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征集歌谣之进行”栏目中,就有“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的字样,其简章上也添上“沈尹默、周作人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而此前这两项工作分别是由刘、沈二人独力承担的。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都亲自参与并一度实主其事。虽然根据周作人本人的回忆,他因为身体欠佳及个性疏慵等原因,并未做太多的实际事务,但这终究使他由单纯对儿歌的爱好走向了对范围更广的民歌的关注。

  在歌谣运动的推进与歌谣研究方面,周作人时常有先着一鞭之举。例如关于歌谣的分类研究,周作人早在1922年4月13日《晨报副镌》上发表的《歌谣》一文中,就进行了尝试,他的意见是将歌谣分为六大类:1、情歌2、生活歌3、滑稽歌4、叙事歌5、仪式歌6、儿歌(事物歌、游戏歌)。大约地说,在歌谣分类方面,周作人即便不是第一人,也必定是最早者之一,单以《歌谣》周刊为例,它自创立后真正引发众人对于分类产生兴趣并持久讨论的,实在要从1923年4月8日的第13号算起。光从时间上来说,周作人的分类要领先一年,其先觉之功就很值得敬佩了,更可贵的是,便在《歌谣》周刊上关于歌谣分类的越来越繁复的争辩中,周作人的分类法以其简明平实而时常受人推许,可见在他的先觉中其实还包含着早熟的深刻,与那个时代惯常看到的先觉者可以谅解的浅薄又自不同。这一点,在歌谣研究的其它方面也有体现。比如谜语,周作人早在1914年的采集启事及那篇《儿歌之研究》中就将它视为儿歌之一类而给予关注,后来歌谣同人对谜语渐次重视起来,以至有钱南扬的《谜史》一类的著作问世,那都是二十年代的事了;再比如,1923年他在《歌谣》周刊第31号上发表《歌谣与方言调查》,虽说这一研究方向早为人知,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以《歌谣》周刊的发文次第来看,正是在这篇文章之后,关于歌谣与方言的讨论才变得红火起来,以至后来成立方言调查会,《歌谣》周刊也连续出版方言专号等等。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猥亵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了。

  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运动,在由刘半农拟订的征集简章上,入选歌谣有这么一项资格规定:“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时,同人们听取了周作人的意见,在章程中明确指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在发刊词中也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周作人在后来的各种回忆文章中,对于自己在歌谣活动方面向例觉得碌碌无为,惟独对这项贡献津津乐道,可见他对猥亵歌谣研究是如何的看重了。④但是,虽然歌谣同人转变了认识,可搜集上的成绩却非常不好,一年内依旧得不到这种难得的东西。于是在1923年12月,周作人又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论文,刊登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章首先将“猥亵”一词定义为“非习惯地说及性的事实者”,然后将猥亵的范围分为“私情”、“性交”、“支体”、“排泄”四类,又古今中外地为各类都举了诗歌的例子,并给予道德或文艺方面的分析,接着还对猥亵歌谣如何解说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从“生活的关系”上说,它们是中国两性关系不圆满的烦闷的曲折表达;二是从“言语的关系”上说,他重申了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民间俗语缺乏细腻曲折之表现力的观点,认为在猥亵的歌谣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参见注7)。最后,他总结说:“我的目的只想略略说明猥亵的分子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只有描写性交措词拙劣者平常在被摈斥之列,──不过这也只是被摈于公刊,在研究者还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

  经过周作人的再三倡导以及歌谣同人的悉心努力,倒也有了一点回应,例如1924年2月《歌谣》周刊第44号上登载了一位名叫杨德瑞的印刷工人的来信,其中提到他搜集的类似“荤谜素猜”和“素谜荤猜”的许多谜歌,《歌谣》周刊的编辑阅后“极为欢喜”,忙不迭地说:“就请先生赶快的把那些誊出,愈多愈好给我们寄来吧!”据《歌谣》周刊第45号的来件清单,后来这位杨先生果真寄来了106则歌谣谜语(当然不都是猥亵的)。但是,除了这一例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响应了。

  周作人等仍不甘心,决心单独征集猥亵的歌谣,但这种事情由大学出面发起似乎不好,于是周作人约集钱玄同、常惠,三人以个人的名义在1925年10月《语丝》48期上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共同发起征集活动。在由周作人署名的这份《征求猥亵的歌谣启》中说:“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专门搜集这类猥亵的歌谣等,希望大家加以帮助,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来。”该文中还将猥亵歌谣的价值归纳出两点,其一它们“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其二,“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后面又列了希望做成的两件事:“(1)搜集猥亵的谣谚谜语等编为《猥亵歌谣集》,(2)搜集古语方言等编为《猥亵语汇》。”当时,周作人还拟订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和举例,该说明书当时是须函索的,后来周作人在19*年3月刊的《文艺世纪》上将它公布了。这一次征集的成绩似乎很是可观,光周作人收到的就积存了一抽屉,据他估计,三人共总收到的,大约有“二百件之多”⑤。可惜出于各种原因⑥,这些材料始终未被整理出来,更不用说发表面世了。其后,钱玄同于三十年代就先弃世了,周作人的又多散失,常惠处的情形如何,不甚明了。周作人既觉得很对不起投稿诸君,也对这次征集活动的有始无终深为遗憾。如今看来,这场没有结果的活动,其开创意义还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尤其随着学术自身以及外在环境的变迁,关于性方面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没有禁区了,可是对这类猥亵歌谣的征集工作,不知是否依然的不合时宜,至今终于也无人愿做,从这层意义上说,周作人这方面的经历,越发使人感觉可敬而又可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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