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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京城，庙宇林立，神明众多，大大小小的胡同均有神庙奉祀，被民间称之为“神京”，天子与庶民，皆仰赖众神的庇佑。民众的生活与神明栖息的庙宇紧密相连，而在这大大小小上千座庙宇中，座落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则显得格外重要。
东岳庙建于元代，供奉东岳大帝香火。由元代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出私资兴建，明清两代被列入国家祀典，朝廷岁时遣官致祭，成为敕建的官庙。而民众自发的酬神活动则日胜一日。每逢初一、十五“宰官士庶信女，具香楮者，具牲牡者，结社而鸣金鼓者，匍匐竭蹶，步步长跽，以拜代趋者，奔走恐后”②。庙会由三月十五日起，逶迤半个月，以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之日为最盛，“都人士严香设供，比肩接踵，趋跄匍匐者万数”③。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已成为凝聚老北京传统生活的大本营。从树立在庙内颇为壮观的碑林，尤其是从为数众多记载香会活动的碑刻便可略见一斑。
一、资料背景
有关东岳庙碑刻的整理工作，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刊印的刘澄圆《七十六司考证》，文中附有作者1930年4月1日抄录的东岳庙碑文目录。1936年刘厚滋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六期登载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刘氏将东岳庙碑刻进行全面梳理，按年代排序，对碑的形制大小、撰书人、碑额及碑侧的题记作了详细的记载。1939年叶郭立诚夫人一行6人调查东岳庙会，将碑阴所列香会会众及其活动简要记录，分析香会的组织及历史，是第一部关于东岳庙香会研究的较完整著述④。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博士于1946年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庙宇碑刻中的行会碑成为此次调查的重点。所以他有选择地将东岳庙碑刻中鲁班会、马王会、羊行老会、猪市庆司老会等行会的碑文(包括碑阴)、铭文及匾额一一抄录，标明方位，记录鲁班会木匠的访谈，调查极为细致⑤此外，美国Anne Swann Goodrich夫人和Janet R.Ten Broeck夫人对东岳庙所奉神明、香会、碑刻也作过调查⑥
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东岳庙碑进行拓制，这些拓片分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时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分别于1959年、1963年对东岳庙碑刻进行调查，填写文物调查表，详细标注了101块石埤所在的具体方位。
荷兰莱顿大学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是第一位对东岳庙碑刻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由其领导，隶属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圣城北京”课题小组，9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北京史与宗教史，特别是东岳庙碑刻的研究。施教授主编的汉学杂志《三教文献》前三期已将这些迄今从未刊印或整理过的碑文发表。袁冰凌博士的《北京东岳庙香会初探》⑦《北京东岳庙碑文考述》，⑧等系列论文已将小组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些成果对开创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意义深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则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以探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要旨，关注京师东岳大帝香火所代表的国家正祀与碧霞元君香火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发表，是国内学界关注东岳庙碑刻研究的第一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Susan Naqin新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也格外关注了东岳庙在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地位。
二、香会碑刻概述
历史上东岳庙就以碑刻数量首冠京城而著名，但究竟有多少块，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原因是碑刻数目众多，散落在正院、东廊、西廊、北院各处，而大部分立于岱宗宝殿前东西两侧的碑刻排列又不甚规整，且立碑的年代跨越600年之久，因此历次统计数目都有所差异，存疑甚多。1997年东岳庙进行全面修复，“文革”期间被推倒砸碎掩埋在地底的石碑被重新挖掘，再次推动了碑刻的研究工作。
经过整理、校对，我发现目前已知的东岳庙碑刻竟多达163座，最早的是元天历二年(1329年)的张留孙神道碑，最晚的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立于新鲁班殿前的鲁班会碑，不全是石碑，还有乾隆元年(1736年)献花圣会立的一块铁碑。其总数远远超出先前统计的140余座的记录(详见附录《东岳庙碑刻目录》)。碑刻大部分集中在东西碑林内，根据1963年绘制的碑刻位置图，可以看出碑林内各香会立碑的位置选择基本是按照对称分布，但东碑林的数目明显多于西碑林。
在已知的163座碑刻中，有135座都是由各类香会立的会碑。东岳庙属于“子孙庙”，道众最多不过十几人，筹办东岳庙会，全仗各香会出钱出力。而政府年例用于庙宇修缮的给用与香会的捐资相比，也显得无足轻重。⑨规模空前的东岳庙会完全在诸香会的组织管理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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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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