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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人类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乃至考察范围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面对急剧转变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具有扎实经验基础和强烈实践色彩的学科，正在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田野工作是最富有人类学特色的经验研究方法，其学理特征及其嬗变与人类学的发展相伴;它既是人类学从经验世界获取素材的主要方法，也是这门学科赖以延续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类学的价值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学科逐渐得以恢复。在此过程中，田野研究自然成为关系到中国人类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对原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得以重建。从1981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开始，各种人类学教研机构重现于许多院校。与人类学相关的会议、研讨班、学术书籍译介等活动不断开展，与此同时，各种人类学色彩的田野工作也逐渐得以重新起步。
庄孔韶和张小军从1983年开始对北京大兴县的留民营进行了调查。1986年，厦门大学的陈国强带领师生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进行了人类学的调查。在1990—1991年间，留学英国的王铭铭回泉州进行田野工作，收集的经验素材成为《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与《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两书的写作基础。
在这一恢复时期，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田野点成为重访的对象。其中包括学者本人的回访，例如费孝通多次回到江村了解当地的新发展，杨庆堃也在1980年代得以重返南景;这期间也包括后辈学者的再访，如庄孔韶接续了林耀华《金翼》一书的事业，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银翅》，其提出的“文化直觉”概念是对《金翼》小说体特点的进一步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众多国外人类学家进入中国田野现场，例如冯姝娣和任柯安对山东邹平的研究，戴瑙玛对攀枝花地区的调查等等，开启了后一时期国外人类学家大规模进入中国田野地点的先声。在这一时期，黄树民、周永明、杨美惠、杜杉杉等学者也进入中国田野现场从事实地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展开了长达12年的田野调查工作，成果是《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景军对甘肃水库移民的社会记忆研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美国留学的王筑生以自己对景颇族的研究与英国人类学者利奇展开了对话。新一代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类学学者的加入，无疑对引进新知识和更新国内人类学范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90年代，厦门大学与台湾有关机构还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福建地区汉人社区研究，取得一定成就，为海峡两岸的合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9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基本上处于恢复和起步阶段，总的来说不乏成熟的田野工作，但是培训、会议和著作引介在这一时期的学科重建工作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中国人类学学者立足于本土所开展的扎实的田野工作还有所欠缺。
199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新趋势
在经过10余年的酝酿和积累之后，田野工作得到了较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呈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点。概要来说，分支学科开始在田野研究中体现出自身的影响，田野研究的理论、应用与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典田野点得到重访和再研究，同时开始出现海外田野工作的尝试。
多分支学科的田野研究
随着国内人类学学科基础逐步夯实，对各分支领域的关注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其中既有留学海外的人类学学者的参与，也受到国外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推动，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国内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实践。
以人类学对医学的研究为例。社会转型中滋生的众多健康与医疗问题需要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解释和介入，以国家对传染疾病和防治艾滋病的重视为契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邵京在河南艾滋村中的田野调查，为我们了解艾滋病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景军对艾滋病风险的研究和翁乃群对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则表明，在医学之外以人类学方式对这一疾病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就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中存在的艾滋病问题也做了一些经验研究。吴飞基于自己的田野工作对中国的自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其他医学人类学的经验实践还包括庄孔韶等学者对凉山彝族毒品现象的社会控制模式的探索，郭于华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景军对儿童食品的研究，等等。
一个分支领域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能仅看译介文献数量的多寡，更要看中国人类学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从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情况看，步入21世纪之后，立足于本国经验的研究开始稳步增加，而不仅仅停留在译介的水平，这表明我们在消化吸收国外既有成果之余，已经开始积累我们自己的田野素材，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众多基于田野研究的学位论文的出现，就是个明显的标志。除了上述情况之外，生态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类学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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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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