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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阳]重审白话文运动──从章太炎至歌谣征集
  作者:林少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16 | 点击数:21152
 


  本文视二三十年代歌谣运动为一场从“声”、“音”的角度介入包括新诗运动在内的白话文运动的尝试 ,并以此角度探讨清末民初白话文批判派的章炳麟(太炎,1868-1936)就文学文本的“音”(可诵性、音律等)所作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将比较与同属考据学阵营的刘师培(申叔,1884-1920)在“音”的问题上的区别。然后探讨以章炳麟弟子为主体所发起的二三十年代的歌谣征集运动与新诗运动以及新“国学”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比较歌谣运动在“音”和“新”“国学”意识上与章炳麟的不同。

  本文将“音”与“声”作了二分。首先,我将新诗的“音韵”“音乐性”“可诵性”等要素,统称为新诗“音”的问题。类似“音”与“声”的二分亦见于老子之“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后编四六〉),此处的音为音律,声为单音 。其次,本文的“音”,特指汉字书写三要素之形音义中的“音”,此处的“音”的说法偏重于书写语言;而与此相对,割裂了形音义三者联系的、声音中心的口语化文字中的“音”,将被称为“声”。例如文革期间未必以朗诵为目的的朗诵体新诗,正是典型的声音中心的现代汉语文体 。如笔者在另外一篇论文所尝试的 ,把汉字形、音、义三要素扩大为衡量新诗书写体乃至衡量汉语文本的语言信息传递力、意义衍生性等的三要素,并据此考察具体文本的语言信息传递方式及其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关联等。也就是说,不囿于形式/内容孰轻孰重之类的二元论,亦不取“诗意”之类近于神秘化的表述,而是从语言角度检讨包含新诗语言在内的现代汉语书写语言,将原本用于判断单字的形、音、义三要素,扩大为判断一首诗的形 (形式、表记等)、音(声响节奏、可诵性等)、义(意义的接受及衍生)的三要素。本文的“音”的说法取自此种方法论的尝试。

  新诗的提倡,本是白话文运动的一环,新诗的“可诵性”之类的问题本是从白话文派生的问题,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歌谣也正是在此语境中被作为“平民”的、“民族”的、“口语”的、可诵的“新诗”重新发现。歌谣征集运动不仅与建立包含“整理国故”在内的现代白话文学术体系的使命密切相关,也承担了证明白话文之可行性、正当性的使命。同时,歌谣又被寄以期待,希望能为新诗提供资源。歌谣运动乃是重审新诗与白话文、甚至重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语言视角。因此,欲讨论新诗问题,不能不溯源至白话文运动本身。


  一、“白话文”与新诗——从歌谣运动的视角出发

  1、“国语"、新诗与歌谣

  本文将北京大学民谣征集、研究的历史分为两期:1918年2月至1925年6月的《歌谣》停刊为第一期,1936年4月起至1937年6月为第二期。其中第一期的歌谣征集活动,又可分为前后期。前期从1918年2月的发起算起,至“五四”爆发而中断。后半期始于1920年冬天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经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的创刊,至1925年6月28日停刊为止。歌谣运动的第二期则可以从1935年恢复北大歌谣研究会算起,经由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复刊,至1937年6月26日停刊为止。

  在进入叙述之前,有必要就“白话文”与“国语”一词略作限定。首先,言文一致的思考、实践早见于晚清桐城派、清廷官员、民间知识分子,然一扫文言之排他性白话文运动,则始见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本文在此意义上使用“白话文”这一词。其次,此处的“国语”,指的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配套的国家(国定)书写语言的白话文,以及以国民口头意思疏通为目的的共同语。虽然“国语”的说法涵盖了白话文,但是,因白话文以“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为理念,所以本文在叙述上不避将“白话文”与“国语”二词并列。

  新诗与白话文运动之关联,宿命性地蕴含于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整体设定中:“我们必需先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 。 如其本人所言:“我们现在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中略)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 显然新诗正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国语”三部曲中的急先锋和关键之所在,歌谣也在此设定中被重新发现。关于这一点正如梁实秋在《歌谣》周刊于1936年复刊时回顾说:“新诗的起来是从文字改革着手的(看胡适文存页二二七),主张‘国语的文学’的人和主张‘白话诗’的人当然对于歌谣发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歌谣采集运动不早不晚发生在新文学运动勃兴的时候。” 假如以歌谣证明白话文之可行性、正当性这一使命乃是后来人强加给歌谣的话,于新诗而言,同样的使命则是“与生俱来”的。

  可见,歌谣征集运动除了直接为新诗提供食粮以外,也担负着为确立国语作贡献的任务。与此目的相关联,如周作人所言,“中国语文的缺点是在于语汇太贫弱”,解决办法除“采用古文及外来语”外,“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因为“歌谣原是方言的诗”。并且他相信方言“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上一定有不小的影响。” 胡适、陈独秀等西化派知识分子既然断了“死文学”之古典文学的路,民间的歌谣也就成为其求助对象之一。

  1918年2月起歌谣收集活动开始至1925年6月的《歌谣》周刊停刊为止的这段时间,与国语运动中“国语派”和“京语派”的分歧时间重迭。国语运动中,“国语派”主张以“国音乡调”为主,与“京语派”的“京音京调”相对;此外,围绕着汉语拼音化的问题,自1918年钱玄同提出“废孔学”“废汉字”以来,国语罗马字化的主张也始终争论不休。在这些对立中,语言学,尤其方言的问题凸现出来,歌谣也因此被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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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08-10-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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