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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Theory)
  作者:阎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24 | 点击数:3630
 


      在西方,从词源上看,“理论”在希腊文和拉丁文里的含义为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参见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s])。17世纪以后,“理论”又分别衍生出冥想中浮现的景象、思想的体系、用以解释的体系、假说等含义。在威廉斯看来,十分重要的是,将“理论”一词的含义与其对立的词语“实践”(practice)联系起来考察和理解。“实践”表明的是人们所做的事(行动)和所观察到的事物,而“理论”则是人们对事物(有系统的)解释。在自然科学中,“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单纯地表现为“事件”与“解释”的关系,而在人文学科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复杂得多。此外,“理论”的含义也与思索、推测、主义、学说、信条、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等意义有关。

      由此来看,我们大致上可以把“理论”的基本含义概括为:构成了一定体系的观念或思想,它被用来解释和说明特定的活动(个人的与集体的)、存在的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以及内心的想法等等。这样的体系,依情况的不同,有可能成为一种推测、一种主义、一种学说、一种信条或一种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人文学者并不十分关心用某种“理论”去说明或解释某种“实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状况,关注的是就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各种“建构”活动。或者说,人文学者的理论建构活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意义和价值并不亚于用理论去解释或说明实践。理论本身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我们的生存方式等等的意义与价值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用理论去解释和说明实践是重要的事情,而关注理论本身的建构和发展同样也是重要的事情。

      进入20世纪之后,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从前很不相同的情形。传统的观念认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的体系,可以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锐利武器;理论自身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进步的和进化的,其发展演变的路径是线性的。这些观念在当代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过“理论工具箱”(theory-as-tool-kits)的看法,他拒绝了在传统上把理论看成是系统化和总体化的观点,拒绝相信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既然理论不过是对事物的解释,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解释;理论随着解释者视角的变换而变换,每种视角都对应着一种解释、一种意义和一种理论;既然现代社会的制度、权力和话语是分层的与多元的,那么在理论上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分层的和多元的;我们不应当谋求某种特定理论的话语霸权。因此,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具箱中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一样,各自都有不同的功用,相互之间在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福柯的观点,实际上突出强调了理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反对用总体化、普遍性的立场来看待理论的地位和价值。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相信,理论从来就没有终结;理论既不是沉思,也不是反省或交际,而是创造概念的思想活动;因此,概念创新是理论的动力。为此,他们在《千层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块茎”理论。他们认为,从柏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发展是所谓“树状的”(知识之树),而现在到了终结这种状况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思想不是树状的,而块茎状的。“树是分叉的,而块茎则是缠绕的,而且只是缠绕。树就像动词‘生存’,而块茎的构造则是连词‘和……和……和……’。这个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摇撼和颠覆动词‘生存’”。块茎的根部系统与植物本身相连,我们不能像确认一棵树的各个部分(树叶、树枝、树干和树根)那样来辨认块茎;块茎可以生长到覆盖这个星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一棵树却只能在一个地点扎根生长。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眼里,块茎成了一种“非中心系统”的形象,也构成了后现代“无结构的”结构概念的核心。因而,“树”是有结构和有等级的,“块茎”则是没有等级、没有结构、开放和散漫的,它由“许多入口、出口和自身的逃逸路线”构成。这些逃逸路线就是典型的“非中心”或“游牧”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与自柏拉图以来占西方思想主导的“树状逻辑”思维正好相反。这种“游牧思想”的理论,试图摆脱传统西方理论理性的束缚。德勒兹和瓜塔里有关思想形态与发展的“块茎”或“游牧”理论,对西方传统上对理论及其发展的看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理论自身的形态和规则。

      也有学者和思想家对“理论”持强烈否定的态度,甚至提出了“理论之死”的命题。这种倾向在美学和文艺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西方,从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始终都对理论和理性抱着怀疑与排斥的态度,认为理论对于理解文学和艺术作品毫无帮助。他们认为,如果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理性和各种理念表示怀疑的话,那么进行理论的思考就必定与理论的目的相反;如果理论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终点决不是要取得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形式。他们还认为,理论会妨碍和扼杀我们天然的“喜好”与“良好感觉”;在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众多不可呈现的东西,它们是全然无法用理论和理性来把握与理解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认为,在理论上对文学进行探讨,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与文学本身毫无关系,因为文学是不可呈现的,只与我们天然的爱好有关。

      当然,理论的存在,以及理论在解释我们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我们的生存方式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确实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理论本身的建构,以及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对理论本身的质疑,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原载《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7-11-02 11:07: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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