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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巫与医[1]
  作者:钟敬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05-03 | 点击数:10658
 


         ㈠ “医药之祖”

        近年国内的新史学者顾颉刚氏,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意见。这,从我国(或不止我国)的古史的某方面看,是一个不可颠扑的“真实”。中国古史上几个所谓早期的帝王,他们大部的“业绩”,是箭垛一样集成的。关于“医药之祖”的故事,恐也没有什么例外。
        伏羲、神农、黄帝三位所谓古圣王,是受到极多从四方八面的箭竿射来的箭垛人物,他们可说是中国传说中文化创造的“巨人”。因之,做为“医药之祖”的文物神话中的主人翁,他们也各占有其分儿。
        关于伏羲与医学关系的记载,最早的我们现在只能上溯到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据云,伏羲氏仰观俯察,造书契,画八卦之后,于“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湘,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2]宋罗泌氏的《路史》也有和这相似的记述。
        神农的作医药,也著见于皇甫氏书中。据云,他“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经》四卷。”[3]后干宝氏的《搜神记》及司马贞氏的《史记三皇本纪补》等并记有“以赭鞭鞭草木”一类的说法。
        皇甫氏又谓黄帝,“命雷公歧伯论经脉傍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4]大约因为所谓《素问灵枢》等伪经很流行于后代之故吧,一提到医药,大家便会自然地想起黄帝来。在一般人脑中,他和医药关系的亲切,至少不在神农之下。
        除了他们三位古帝王外,我们不能不再提到一个同样有力地被承认为医药之祖的人,那就是巫彭。在战国时,吕不韦门氏下宾客所编著的书中,已有“巫彭作医”之语[5]。后来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也明写着同样的语句[6]。巫彭之被认为医祖是很显然的。
        上述四人中,都是本身强有力地被做为医祖看待的。但是,这在史实上的意味,究竟怎样呢?我们觉得第一成问题的,就是所谓“医祖”的话,能不能够成立。从一般的文化史看,许多产生于原始时代的制度、文物,大都是各氏族或种族中多数的人们,迫于急切的“需要”而营造出来的,并且慢慢地经过着许多时间才臻于完成。某种族中某人对于某种事物的贡献特别来得大,这或是可有的。但硬说某种制度、文物,是哪一位英雄突然独创成功的,那怕仅是远离了“真际”的“传奇”而已。关于我国远古医药的起源,也当做这样看才较妥善。其次的问题是,像伏羲、神农、黄帝等这种“箭垛式”的人物,关于彼等与医药之关系的话,恐也不是很靠得住的。又我国古代史上的文化阶段,近年由地下出土材料的证明,在商朝未年,尚是铜石器并用,从畜牧的生活过渡到农耕的时期[7]。像旧史所记,神农、黄帝已完全进到农业时代;而彼等于医药贡献上的成绩,又是辨味草木的品性,制作金属的道具[8]。他们的时代,若真如旧史所承认那样秩序地远冠在殷、周以前的,这文化史演进上颇为凌乱的情况,恐怕不是科学常识健全的人所肯随便相信的吧。(关于巫彭,下再提及。)
        总之,商代以前,一切文化情况,都在惝怳迷离的梦影中,要得看到一点清楚的眉目,恐非靠地下石头起来说话,是很少较完满的希望的。
        关于商代的医药情形,我们都知道的,仍然是很贫乏。前人虽有“伊尹创医药”的记述[9],其靠不住的程度,恐更在伏羲、黄帝等传说之上。伪古文《尚书》中所谓商代高宗时文件的《说命》上篇,有“若药弗瞑眩,厥病弗瘳”的话[10]。这似乎给予了我们一点关于彼时药品治法已很盛行的说明。但因它是寄存在伪史料上面的,是否可信却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近年河南安阳殷代故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如下一类的语句:

“缺未月日老缺片疾四日”
“已缺卜贞好■之瘳”
“贞箙来■之瘳十月”
“丙辰卜■贞■弗其■之瘳”

        叶玉森释■为“风”。“风疾”,即病风,这种语句,“乃卜风疾之瘳与否者。”商代文化,尚属幼稚时期,其凡事必取断于鬼神,已有许多甲骨上的文词,予以充分的证明。疾病必出以贞卜,是没有什么疑问的[11]。不过,除此外,有无别种医药学,颇不能明白罢了。
        我国古代文化,到了周朝,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新旧史学者所无异词的事,虽然各人对于这“史实”之原因的界说颇为参差。周初医药之学,必比殷商有相当长进,是可想象得到的。《易经》无妄九五爻辞云:“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12]这足当征当时,药物之用,必已至相当程度了。但关于西周医药发展情况,如《周礼》中所记,那样整齐、详细的分科及组织[13],怕是后人“夸大出之”的说话,不能令我们很安然相信[14]。还有一点材料,值得我们在此提一提,这就是有名的周公愿以身代武王死的故事。(武王罹虐疾,周公祷告于祖宗之灵,称述己之贤能,宜于事鬼神,以求赎其兄的危厄。)从这事件上看,周初的圣智之人,还是以疾病为由于鬼神的祟祸,与一般原人的信仰相近。但我是怀疑这故事的。并非因为前面已称说周初医药已颇现眉目。便断定不该有这故事存在。这是一种很武断的逻辑。我的疑点是这故事在记录上缺少稳当的保证。换言之,就是说那所谓。《金縢》的文件,恐非周初人的笔墨[15],而这有名的故事,也就是一篇《乌有先生》传。
        到了东周,医药似乎进步得颇可观了。流传于后世,最为我们所知道的两位春秋时代的医生,是医缓和医和[16]。据《春秋左氏传》所载,起初,晋侯得恶梦,问于桑田巫。巫断其不久必死。已而果病。医缓未至之前,晋侯梦疾为二竖子,以避缓故,议居于膏肓之中。缓至,所言与梦相应。晋侯叹为良医[17]。这是所谓名医医缓的故事。至于医和的,据云,晋侯有疾[18],医和视之,断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因晋侯的反问,他又说了一大篇“六气五味,过则为蓄”的道理[19]。近人喑然氏,谓医缓尚不免带原始的神学思想(神学医),医和则进而成为“玄学医”了[20]。
        战国时代的医生,我们可举扁鹊为例。他的故事,依司马迁氏所记,颇为繁富。今约言之,得列为五桩:⑴ 传秘术于长桑君;⑵ 知简子的神游;⑶ 救虢太子于已死;⑷ 料桓侯之将薨;⑸能为种种医道[21]。又《列子汤问篇》记有他为人换心的故事,《韩诗外传》也有关于他治病的记载。但大半荒唐难信;一小部分,又近于阴阳之说[22]。这么看来,战国时的名医,仍然不过一个玄学医罢了。
        在此,我们试谈一谈在古代极占势力的“巫医”[23]。如本文第一节所叙述,文化低下的民族,医事大多出于法术或宗教的巫师之手。我国古代,也没有逃出这文化史成规之外。上文所曾提到的巫彭大约就是传说中原始时代有名的巫医[24]。春秋以后,医与巫,虽然已呈分业的景况,但巫者仍不免时兼治医事,这是无可疑惑的。直到现在,民间巫医的势力,尚在某程度之下流行着呢[25]。
        法术或宗教的治疗法,除了由巫师执行的以外,尚有普通人们自己举行的。佩带或饮食某种动物、植物或矿物之类,如本文前节所说的,是很通行的医法。例如,刮虎牙可以治犬咬伤,吃横公鱼能止邪病,溪兔虫之角辟水毒,飞生鸟之爪治难产,蕙草止疠圣铁疗痫[26]。这种治疗法,是原始医学或民间医学的重要法门,在我国当是最老早就发达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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