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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古镇、古村落——重要的文化遗产
  作者:陶立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07 | 点击数:7511
 

  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也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大家知道,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政府行为时,这一保护才有了可靠的保证。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不是单一的行政行为,它是一项实践性、科学性极强的工作,迫切需要理论的支持。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和享受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民俗文化作为对象,以田野作业为手段的学科,它与目前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互协力,正所谓“田野呼唤理论,理论需要田野”,这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学者、传承人(包括传承群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合作态势。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运动中,人们发现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在全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当城市,包括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和文化遭到破坏时,一大批古镇和古村落被发现,而且这些古镇和古村落大都保存完好,成为文化遗产遗存的一种罕见现象。
  这里用“遗存”二字形容古镇和古村落的现状,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些古镇和古村落,在经历了漫长的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各项政治运动之后,成为一种文化遗存被留存下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历史的原貌,是十分不易的。我们还看到,这些“遗存”的保留,不是由于政府的文化自觉保护下来,而是靠民间的力量得到保护和传承。也就是说,在古村落、古镇保护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是村民,是他们靠有意和无意的文化理念,或靠宗族的或村落意识保存下来的,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既然如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这些原来沉寂的古村落和古镇为什么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些古村落和古镇是谁“发现”的,是政府、旅游部门,还是房地产开发商?是为了什么目的,古镇和古村落得到人们如此广泛的青睐?这种重视和青睐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开发商发现的,人们又开始担心,下一个被开发和被毁坏的,可能就是这些古村落和古镇。特别是在目前国家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宏伟计划的背景下,每年几百亿的资金投向农村,古镇和古村落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命运?会不会因此对它的破坏速度会加快呢?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已有了城市化的经验和城市化破坏人文环境的沉痛教训。北京和许多文化名城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最近又有消息传出,北京的大栅栏还在不断地拆迁,悲剧似乎还在发生。
  记得几年前,冯骥才先生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抢救老街纪实》。书中讲述天津古老文化街区估衣街被毁的情景。那是一本滴血的著作,表现了文化人对古老文化遗产的情感、心声和契而不舍的抢救行动。作者炽热的责任感更是令人感动。如今不止是北京,许多城市古老街区的拆迁、新建还在进行,我们殷切地希望在新的形势下,不要再有类似《抢救老街纪实》一类的著作问世,记载那些让人伤感的事情。因为我们为文化遗产的人为消失,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但愿农村在成为下一个建筑工地时,古镇、古村落能躲过不应有的劫数,获得应有的文化尊重。

  一、 古村落、古镇的结构和文化定位

  谈到古村落、古镇的保护,不能不关注古村落、古镇的文化定位。即古村落、古镇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性质。即从文化遗产的性质讲,古村落、古镇究竟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结合体。日前国务院颁布的文物古迹保护目录中,将一些古镇、古村落作为国家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而当这些古镇、古村落进入文物古迹保护领域时,应该说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古镇和古村落的建筑文化样式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和保护。但是,村落是什么?村落是人群居住的空间,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体,不能将村落的物质文化形态与非物质文化形态割裂开来,这是基本的常识。
  社会学、民俗学研究认为,村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由家族、亲族和其他家庭集团结合地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追溯村落形成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形态是母系社会,大约存在于新时期时代,那时的氏族共同体,是以聚落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后来的同姓村落的前身。如陕西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就是这种聚落或村落形式。民俗发生学告诉我们,村落对社会民俗的发动和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俗的集体性与社会性特征,其发端和传承也是以村落这一地缘共同体为起点的。个人的习惯和爱好,家族的风俗习惯,只有得到村落集团的承认,才有可能向社会传播,变为社会的民俗。所以要认识村落的文化定位,首要要了解村落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上面讲到,村落是由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家族、亲族以及姻亲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人类以氏族为共同生活单位时,家族是以大家族的形式出现的。当一个个小家庭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居住,生产和消费单位,当这样无数个小家庭,固定在特定的地方,共处于同一地缘之内,就形成最初的村落。这种村落的特点是各个家庭以同一血缘相联系,各个家庭实际上是同一血缘的无数家支。在民俗学研究中,称这种村落为“同姓村落”或“单一家族村落”。家族长是这种村落的当然头人,他的权力非常之大,可以裁决村落的一切事务。
  中国的另一种村落结构是“杂姓村落”。造成杂居的因素很多,战争、移民、灾荒、联姻等使一部分个体家庭在共同命运中移居在一起,形成同一地缘的多姓杂居。在这种村落中,村落事务大都共同协商,共同推举村落负责人。
  传统的村落,也称为自然村,它和行政村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村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集团。它集生产、生活、消费于一体,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它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村落的居民长期休养生息在同一地缘之内,友好相处,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村落的集体意识,即每一个村落成员自觉地站在村落的立场上,维护村落的集体利益。村落一旦形成,必然伴随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功能。村落同家族一样,同样负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对内它要整合各个家庭,调节纠纷,维护村落的和谐发展。从文化空间上讲,每个村落坐落在一定的地缘范围之内,有自己的四至疆界,土地、山林、水源有规定的所有权。村落虽然由无数个个体家庭组成,但村落组织负有保护每个家庭和村落公共土地、山林和水源的责任;对外它要协调与外界社会的关系,如果有人侵犯了个人或村落的集体利益,受害者可以诉诸村落组织,村落组织代表受害者与侵犯者进行交涉。这是村落的保护功能。
  既然村落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而这些家庭又由家族或宗族的纽带相联系,所以村落民俗,特别是同姓村落的民俗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族特色。  
  由此看来,村落不只具有居住的空间和建筑样式,而且有很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有机整体。
  目前古镇和古村落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化价值,而往往和经济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即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造福一方。既然古镇、古村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它的保护当然应该慎重地对待。


  二、古村落、古镇是民俗文化的策源地。

  村落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而这些家庭又由家族或宗族的纽带相联系。村落共同体从来都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策源地。中国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博大深厚,历史十分悠久,但它的产生都与村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物质民俗中的生产、交通、居住、饮食、服饰等民俗;社会民俗中的家庭、家族、人生仪礼(诞生、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民俗;心意民俗中的宗教信仰、巫术、禁忌、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体育竞技等民俗,它们的最初形成无不与村落社会有关。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业立国,在村落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镇、古村落集中了中国民俗的特色和精华。古镇还是村落社会向城市过度的桥梁,许多民俗文化在村落产生,在古镇集中,然后波及城市,形成都市民俗。中国的都市民俗很大程度上是村落民俗的延伸和发展。而当都市发展成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原来属于村落民俗文化的东西,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进行制度化,典礼化加工,构成一种文化体系,反过来影响村落文化。在对古镇和古村落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许多古老的村落和村镇,无论从建筑样式到文化内涵无不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产生变化。都市文化中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哲学的思维被带进村落社会,形成独特的建筑样式和伦理追求。我们在考察古镇和古村落的建筑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特点。许多典型的古镇和古村落,从建筑到人文心理明显地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如浙江宁海前童古镇。全村九成以上为童姓,是江南罕见的独姓大村。该村落形成于南宋时期,明清两代出举人200余名。正是这些原因,所以前童的建筑和生活不能不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从建筑来看,整个村落是按"回"字九宫八卦式布局的,南街、北街是外围,花桥街、石镜山路、双桥街为内围,老街、小巷穿插有序,祠堂、水井散布其间。引白溪水进入村内,依八卦而布建水网,家家门前都有溪水流过,方便村民洗菜、涤衣。1这一布局显然是深受道家思想和风水观念的影响。古镇的公共建筑街道都以细碎的卵石铺路,书院、祠堂、亭台、牌坊等明清古建筑散布在道路两旁,有几分徽派民居的味道。
  至于童氏祖居,屋顶是对称式马头墙,一面上书"群峰簪笏",取意飞檐所对远处山峰如玉簪似朝笏;另一面上书"清流映带",意味着近处的清渠流水像官服上的玉带一般,明显表露出入仕的思想。正房窗棂上镌刻《朱子治家格言》文字和图像,如"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紧洁"。在前童的1000多个院落中,常常可以看到前童人家的家训、家箴,颇显儒家礼义2。前童除村落独特的建筑样式外,它的人文精神是这个村落的灵魂。史料上记载,前童一支的始祖为童潢,字天水,号颛孙,南宋年间官居迪功郎,于游历中发现绝妙山水,盛赞其地是"山之灵,水之秀",于是决定从原居住地黄岩上岙举家迁徙至此。最早安家于当地惠民寺寺院前,故称为"寺前童",后来简称为"前童"。
  相传洪武年间,方孝孺曾两次应前童族长之邀来村中讲学,连年长方孝孺21岁的族长童伯礼也甘为学子。至今村里还残留方孝儒题写的《石镜精舍记》残碑。
  明代,燕王朱棣要方孝孺起草篡位诏书,如若不然便要灭其九族。方孝孺答“十族又何妨!”这第十族,便是他的学生。前童学子或慷慨赴死,或充军边疆,无一人贪生怕死,鲁迅文章中所赞的方孝儒的"台州式的硬气",在前童人身上体现十分明显1。
  由此可见,前童古村落从建筑到生活方式都受到文人理念的影响,它不同于一般的村落,处处渗透着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反映出历史的思维和遗存,这是古镇、古村落受到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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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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