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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顾颉刚主持发起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1928年夏，民俗学会主将钟敬文因经手《吴歌乙集》而被校长戴季陶以付印“秽亵歌谣”的理由辞退，民俗学运动受到重创。本文力图钩沉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分析所谓“秽亵歌谣”的文化本质及其相关搜集背景，追寻一段有意味的学科发生史，以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学者之间文化观念的冲突，学校当局对待学术与思想的不同态度，先锋学者如何在夹缝中求得学科生存。
主题词 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 顾颉刚 钟敬文 《吴歌乙集》 秽亵歌谣
作 者：中山大学中文系 施爱东
1928年夏，钟敬文先生因为经手付印《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退，理由是该歌集中有“秽亵歌谣”。这一事件，使声势迅猛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遭受重创，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上令人关注的事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知有其事而未能悉其详。作者从顾潮女士处获顾颉刚先生未公开之日记，参照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及相关文献，通过访问钟先生，力求翔实地复述这段历史，并就《吴歌乙集》中的私情歌及其相关背景作一分析。
一、《吴歌乙集》的诞生
北大歌谣研究会1926年7月出版顾颉刚《吴歌甲集》，一时好评如潮。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诸名士分别为书作序，钱序说：“这《吴歌甲集》，是咱们现在印的专集的第一部，颉刚先生！您做这事的首开风气者，厥功真不细呀！”刘复序更直白：“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现在编出这本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1]《甲集》的出版，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多有模仿而以名书者，如稍后的《闽歌甲集》、《吴歌乙集》等。
《吴歌乙集》的作者王翼之，与顾颉刚同为苏州人，受了顾的影响和鼓励，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搜集了100余首民歌，编成一书。
《乙集》的体例完全依照《甲集》，把“儿歌”分为上卷，其余“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杂歌”四类分为下卷。胡适在《甲集》序中曾说顾搜集的乡村妇女歌和农工流氓歌少了一点，于是王翼之把搜集重点放在了这两类，用于补厥。
王翼之在《自叙》中称收到顾颉刚来信及读到《甲集》各家序言，受到鼓舞，经一年余而成《乙集》。事实上搜集时间还不到一年，因为1927年5月，王就向顾颉刚交了书稿。[2]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主要是受了傅斯年的力邀，来中大之前，顾曾与傅说过想复办歌谣会，印《歌谣周刊》。到广州的第10天（1927年4月27日），就和钟敬文一起去拜访了掌管中大出版财权的伍叔傥，商谈歌谣会及出版事宜。由于顾的推荐[3]，钟敬文1927年9月转入中大。10月16日，顾邀钟敬文等一起去傅斯年家，议定出版《歌谣周刊》。
后来为扩大研究范围计，正式出版时改名《民间文艺》周刊，钟敬文和董作宾主编，第一期开始刊出部分《吴歌乙集》，连载至第三期，因为打算印行“民俗学会小丛书”，《乙集》有幸列入计划，连载就中止了。
董作宾北上安阳之后，《民间文艺》“因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嫌原名不称，故易名《民俗》”[4]由钟敬文一人主编，同时的“民俗学会小丛书”也由钟敬文一人责编。
人手严重不足，编辑工作非常艰苦，但这件事也为顾和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因大量经费支出而导致许多人的不满。
首先站到对立面的是顾的好友文史科主任傅斯年，傅虽是北大学生，但他1919年就出洋留学，北大《歌谣》周刊1922年才出版，傅仅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民间文化”殊无了解，在看过民俗学会的出版物后，认为“无聊”、“浅薄”。1928年4月29日傅顾两人在讨论研究所事务时终于吵了起来，“遂至破口大骂”[5]。顾在1973年补叙这段历史的时候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傅在欧久，其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傅斯年)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减。”[6]
另外几位对出版物不满的人是伍叔傥、何思敬(社会学系主任)、汪敬熙(心理学系主任)。顾在1928年5月22日日记中写道：“孟真见告，谓昨日校中出版审查委员会开会，将研究所已审查之书重行审查，叔傥不肯以《民俗丛书》付议决，思敬至有‘《民俗丛书》将成顾颉刚丛书’之语。予作事太锐，招人之忌，自在意内。”
顾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简单，马上给远在浙江的副校长朱家骅写了两封两千余言的长信，把伍叔傥阻止出版的事论了一遍。
朱家骅收到信，5月31日分别给顾伍两人回电，表示要继续出版，伍叔傥因此愤而提出辞职(后被挽留)。冲突表面上以顾的胜利告终。
民俗学会影响大了，各地书稿也纷纷寄到。有了朱的支持，1928年4至7月间，民俗学会编辑了一大批丛书，其中包括6月份出版的《吴歌乙集》。但是，钟敬文的辛勤劳动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好运。
1928年7月4日，学校当局通知辞退钟敬文，顾在日记中写道：“敬文为学校所辞，谓是因《吴歌乙集》有秽亵歌谣之故，为戴季陶大不满意。然此等事由我主持，何不辞我耶？”顾颉刚日记此前一直称戴季陶为“戴校长”、“季陶”，此处直呼其名，可见其当时心情之愤怒。
时隔70多年后谈起此事，钟先生还是愤愤不平地说戴季陶“假道学”。
其实顾、钟都忽略了一个现实，当时戴季陶虽为中山大学校长，然而由于他身兼国民党政府数个要职，长期不理校务，实际主持校政的是副校长朱家骅。从中山大学校史资料上看，朱家骅这段时间在校，而戴反而没有在校的迹象，戴季陶之辞退钟敬文，决无可能是他自己发现“问题”，而后作出决定。唯一的可能是，众“道学”教授发现朱家骅(这也是一个来自北大，受过北大开明风气浸润的知名学者)明显站在顾的一边，当他们从《吴歌乙集》中找出所谓的“秽亵歌谣”之后，越过朱家骅，直接将“问题”提呈戴季陶。戴是国民党的理论宣传家，掌管“精神文明”建设，他不得不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但是，当时顾在学界的名气如日中天，中山大学正处于“千金买骏骨”的阶段，顾的去留举足轻重，而钟敬文当时只是以傅斯年助教的身份进入中大的，辞退钟敬文是唯一可走的棋。分析这一事件，戴季陶越过朱家骅、顾颉刚辞退钟敬文，显然是由众教授策划，得到傅斯年同意甚至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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