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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考古学与民俗学（含神话学）三结合的方法，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上古文化史的重要方法，被简称为“三重证据法”。文献学以文字史料记载见长；考古学以地下挖掘的实物证据（包括它们上面的文字、符号、绘画等）见长；民俗学则以民间口头长期流传的活态神话、传说见长。自从二十世纪前期王国维、芮逸夫、闻一多、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发轫至今，“三重证据法”在我国学术界的运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伏羲神话的研究即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三重证据法”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对这种三结合方法在运用过程中科学性的把握也有待提高。因为，从已发表出来的部分研究成果看，其中有的由于田野作业的不足或资料的匮乏，有的由于视野局限于一隅，缺乏全国和全球的扫描，所得出的结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
本文试图把敦煌遗书中有关伏羲、女娲神话的记载，与至今仍流传在甘肃境内的关于伏羲、女娲的活态神话这两种文本相联系，通过比较和分析，区别它们的异同，以便为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重要资料，同时，也有可能逐渐拓展出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一、敦煌遗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中与伏羲、女娲有关的神话记载
在敦煌遗书中，有题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的问答体残卷四件，它们分别编为P.4016（209行）；P.2652（96行）；S.5505（28行）；S.5785（14行）。其中P.4016仅缺开头数十字，相对比较完整，而S.5785无首无尾，字数又少，残缺最为严重。如果以P.4016为底本，与其余三件写本残卷中有关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相互参证校对，并改正其中明显的错别字（无绝对把握的字则用括号在其后注明，并打一问号以存疑），即形成如下三段比较重要的文字：
⑴“复遥百劫，人民转多，食不可足，遂相欺夺。强者得多，弱者得少，地肥神圣，化为草棘。人民饥困，递相食噉，天知此恶，即下洪水荡除，万人死尽，唯有伏羲得存其命，进称天皇承后。”（P.4016；P.2652；S.5505）
⑵“尔时人民死，惟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衣（依？）龙上天，得存其命。恐绝人种，即为夫妇。”（P.4016；P.2652）
⑶“伏羲、女娲因为父母而生，为遭水灾，人民死尽，兄妹二人，依龙上天，得存其命。见天下荒乱，惟金岗（刚？）天神教言可行阴阳，遂相羞耻，即入昆仑山藏身，伏羲在左巡行，女娲在右巡行，契许相逢则为夫妇，天遣和合，亦尔相知。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芦花遮面，共为夫妻。今人交礼戴昌（冒？）粧花，因此而起。怀娠日月充满，遂生一百二十子，各认一姓。六十子恭慈孝顺，见今日天（大？）汉是也；六十子不孝义，走入丛野之中，羌敌（氐？）[六]巴蜀是也，故曰得续人位（伦？）。”（P.4016）
这三段文字记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这些资料可说是迄今为止，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在我国古籍中最早的文字记载。在P.4016抄件的末尾，写着“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一卷，唯大唐乾祐三年庚戌正月二十五日写此书一卷终”字样。说明此件抄录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三年。文中大唐的“唐”字系“汉”字之误，因唐及后唐均无此年号。后汉乾祐三年，正是庚戌年，即公元950年。其时，约在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而它的写作时间，有学者考证说“可能是晋隋间的作品”，颇具说服力。[1]已往，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型洪水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当属唐代李冗的《独异志》，而敦煌遗书中这些记载的发现，则将其著录时间追溯到了六朝时期，大约提前了四百年左右。
其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关于产生洪水的原因，是由于天神惩人之“恶”，而伏羲、女娲之所以能在洪灾中存活，则是由于他们“衣（依？）龙上天”（穿龙衣或攀龙身上天）的缘故。这不但是洪水发生原因的又一个“异说”，而且也是对伏羲、女娲的进一步美化和对“伏羲龙身，女娲蛇躯”这一古老传说企图进行理性化阐释的最早文字表述。[2]
第三，从上引第三段文字所表述的内容来看，作者所处的时代已流传着伏羲、女娲是洪水后各姓氏、各民族共同祖先的重要故事情节，而这一点，不但多见于后来长期流传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活态神话之中，而且也是楚帛书中关于伏羲、女娲生四子的古老神话的继承和延伸。[3]这对我们从“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伏羲是“华夏文明始祖”这一重要命题，以及对分析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古老的文化交流史也是极有帮助的。
第四，上述第三段文字中的“伏羲用树叶覆面，女娲用芦花遮面”这个情节，大约就是后来李冗《独异志》中“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一语的原创情节，只不过被李冗稍加改写和美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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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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