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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口头程式理论”到“口头理论”
口头文学的历史极为悠久。先民们除了创作大量口头文学之外，大约同时期还发展了音乐（声乐和器乐）、舞蹈、绘画（如岩画）等艺术。可以推想，在人类原初艺术的发生、发展阶段，语言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在推动艺术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不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音声信息无法保存，于是口头艺术随风散佚，百不存一，不似岩画或出土乐器等能留存至今。幸好东方和西方的文学传统都有将当时流传的口头文学中的少量样本通过字符记录下来流传至今的情况。现代意义上的口头文学的学科建设，是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稍后的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开始的。在口头文学的早期发展阶段，神话学、故事学、史诗学、歌谣学等领域，都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不过，如前述，几个关联性互涉学科给口头文学的理论建设带来活力和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在的纠结、矛盾和掣肘。创建于1888年的美国民俗学会先后由文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交替主导,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évy Zumwalt）对此历史进行过系统评骘，这在一定意义上映射了整个西方口头文学研究的基本轨辙和主要路径。
口头文学基本原理的思考，是以一些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为标志的。首先是丹麦民俗学家奥里克（Alex Olrik），他被美国民俗学大家本-阿莫斯（Dan Ben-Amos）称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故事形态学研究的前导和当代民俗学诗学的先驱。在出版于1909年的《民间文学的叙事法则》一书中，奥里克提出了民间叙事的13条法则，如“起始律和结束律”“对照律”“单线索规律”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口头文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在多个维度上次第展开。主要围绕着口头文学的形式结构、口头性和演述性等基本问题，发展出了若干理论流派：聚焦文学文本的成果，有总结母题等民间叙事构造单元的“A—T分类法”，有归纳形式结构和角色功能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有提炼民间叙事的“程式单元”的“口头程式理论”。重视口头文学之交流属性的学者沿着“讲述民族志”方向推动理论建设，如注重形式再发现与声音再发现的“民族志诗学”，以及注重交流行为和要素的“演述理论”。此后，渐趋成熟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建设，主要在媒介之“口头性”研究方面为口头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关于口头文学文本及“文本化”的研究，为口头文学理论在诸多环节上的细化和深入，提供了出色的研究样板和思想启迪。
在发表于1968年的论文《作为口头诗人的荷马》中，“口头程式理论”的主帅洛德（Albert Bates Lord）明确提出了“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概念，认为“口头诗学与书面文学的诗学不同，源于二者创作技巧的不同”。不过，洛德和他的追随者是在口头性（orality）和书写性（literacy）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上建构口头文学理论的。尽管这套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被运用到全世界五大洲超过百种语言传统的研究），但正如邓迪斯指出的那样，该理论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有很深的渊源，这也就等于道出了其中的长短优劣——共时研究的取态和聚焦文本的解析。所以，“口头程式理论”未能将其他方向上的研究都统合到自身的理论大纛之下，也就不难理解。
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都在于其迭代更新的能力。洛德的博士后合作者和继任者弗里（John Miles Foley）担起了给该学派注入活力的重任。他于1986年在密苏里大学创办了《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同时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并将口头诗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校正了“口头程式理论”对结构要素之解析的偏重，该倾向被评论界认为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和机械论的，而且远离了文艺审美问题。阿莫迪欧（Mark C. Amodio）指出，雷诺阿（Alain Renoir）、奥基弗（O’Brien O’Keeffe）和弗里（John Miles Foley）这三位学者的四部著作代表了“口头程式理论”发展到“口头理论”的这一进程。在笔者看来，这是阿莫迪欧自谦，他本人的几部口头诗学著作，尤其是《书写口头传统：口头诗学及中古英格兰文人文化》，同样应当跻身口头理论阵营中的基本著述。
弗里的著作《内在性艺术：传统口头史诗之从结构到意义》被学界推为自洛德《故事的歌手》以来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该著作“从结构到意义”的命名是意味深长的。首先，口头与书写的二元对立被克服了，新的理解是口头与书面文学的规则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口头传统诗学会与书面诗学共享一些特质，同时在另一些特质上形成差异。”其次，口头史诗如何生成意义这样一个艺术和审美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得到特殊的强调和深入的讨论。总之，集合了雷诺阿、奥基弗、阿莫迪欧和弗里本人思想的系统性的学理思考，超越了“口头程式理论”之核心“程式”，来到以“口头理论”为旗帜的时代。
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从奥里克总结的叙事法则、洛德的程式学说，到符号学家对故事所做的“叙事公式”及“形态”和“句法”的表层和深层的分析，乃至由此发展的“模态分配”图式等，都可大致归入结构主义一路。中国学者刘魁立、施爱东、王尧等以共时研究为方法的故事学著述，也可看作结构主义/共时研究方向的有益探索。全观诗学在要素分析方法方面，与之多有相通之处，但更侧重追求在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理解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因而并不寻求戴上结构主义的帽子。
应当说，主要是“口头程式理论”和媒介环境学派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合力推动了人类口语交流方向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历史学、神学、音乐学、当代艺术、中世纪手稿、女性研究、认知口头诗学、建筑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从《口头传统教程》介绍的情况看，在诸多国度和地区开展口头传统研究的情况是惊人的：以地域而论，覆盖了亚非拉美诸大洲；以时间而论，则从《诗经》和《圣经》，直到20世纪的“斯勒姆诗歌运动”（Slam Poetry）都有涉及。特别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口头传统的研究与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发生关联，获得了多方面的强劲发展，出版物骤增，因特网上与口头传统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按照该《公约》的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包括五大领域（domains），第一个就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口头传统不仅居于首位，还统摄其他各类，从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节庆仪式等社会实践，到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等，没有哪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完全脱离口头传统的。总之，以口头传统为主要表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轮中之一轮、两翼中之一翼。于是，口头传统的研究在人类整体性地反思和总结文明的进程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从研究口头文学中发展起来的口头理论也有其局限性，这也是本文提出全观诗学的缘由。首先，口头理论是若干各有侧重的理论之松散凑集，尚未形成体系，也缺少统领性的认识论基础。难怪詹姆逊讥讽当代西方人文学术趋势，认为研究中充斥局部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体制制定出各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在学界——就是怒叱所谓的宏大理论或宏大叙事，但同时却鼓励各个学科中使人较为舒服的、局部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其次，口头理论的主要追求，是在与书面文学的对照关系中强调口头文学的口头交流属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口头文学的文学性维度，虽有弗里等尝试校正走向，但其工作是修补性的。最后，各理论流派有各自擅长的论域，内聚力尚未充分形成，如“口头程式理论”关注叙事单元，演述理论关注演述过程中的交流互动，媒介传播学关注口语媒介的属性和特征，民族志诗学关注土著诗歌的声音标记和理解以及翻译问题，田野过程中的文本研究则试图建立歌手“大脑文本”的图式和社区民众共享“传统池”等话题。诚然，在前期推进理论和选择论域及技术路线时，适度的片面性也是常见的，因为一片学术园地的耕耘需要众人参与，只要论题自洽，又有总的指向，应属常态。但随着学术的快速发展，高屋建瓴的学理性思考应顺势出现。本文鹄的便是系统思考口头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及方法论原则——以“全观诗学”尝试为口头文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一个阐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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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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