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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永恒的诗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
  作者:张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4-02-26 | 点击数:4787
 

朝戈金

2024年央视春晚《永恒的诗篇》

2010年,朝戈金在美国哈佛大学会议厅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中国史诗。

■编者按:

  不久前,《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节目《永恒的诗篇》的艺术形式绽放在202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三大史诗保护传承传播面临着哪些新挑战新机遇,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的理论阐释,加强理论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本报记者就此相关话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朝戈金。

  领略口头文学和口语艺术的魅力

  学术家园:三大史诗都是口头的文学,与书写的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

  朝戈金:在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三大史诗以《永恒的诗篇》联袂上演,形式新颖,盛况空前。作为长期从事史诗研究的学者,我对“三大史诗”首次登台春晚,非常高兴。中国学界有关《格萨(斯)尔》《玛纳斯》和《江格尔》的专题研究,迄今已逾数十载。由于三大史诗中包孕的思想内涵、文化意蕴、艺术特色和它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加之近年开展的普及和宣传的助力,以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推崇,令其声名日盛,影响日隆。在被合称为“三大史诗”并视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这些年中,学界还完成了从“少数民族史诗”到“中国史诗”的定位调整。于是,少数民族口头史诗在中国文学总体谱系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三大史诗是口头的文学,它们和文人书写的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举例简单说明:作家文学是文人书写的,口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编并演述的。若是用诗人李白和歌仙刘三姐作各自代表,李白诗歌是个人写作的范型,刘三姐山歌则是群体性口头演述传统的代表,所以更应当用“刘三姐们”指代这个群体。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位真实的歌仙,一点也不重要。

  李白们和刘三姐们的文学活动,多有不同。就媒介使用而言,李白的文学作品落在文字上,刘三姐的文学通过音声传递,两者所用的媒介不同。就文学接受而言,李白的诗歌是读者通过阅读抄本或刻本接受的,刘三姐的山歌是受众通过聆听接受的,一为“目治”,一为“耳治”。就文学生产状态而言,李白写诗是私人性文学活动,作品追求个性化;刘三姐的山歌创编则是歌者个人与集体传统的统一,演述从内容到形式强调传承性,追求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和传统轨范。就文学作品的所有权而言,李白对他创作的诗歌拥有所有权(今天叫版权),刘三姐们并不会宣称因为演唱而拥有山歌,因为人人皆知,那些山歌属于一个由众多人长期传唱的传统。此外,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还有诸多差别,如前者通常是在同一时空中(场域)完成创编、传播和接受的,也就是说,刘三姐们现场演述,受众们现场聆听,唱完听完,文学创作和接受活动在同一时空完成。而书面文学在这几个环节上通常是分离的——读者对李白诗歌的阅读活动,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生于有唐一代及其千年之后,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发生在唐朝疆域的万里之外。就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接受者的关系而言,刘三姐们在与受众的直接互动中完成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而李白们和读者们之间则隔着一个被客体化了的抄本或刻印本。文学文本是独立存在的,而山歌的演唱过程中歌和歌手是一体化的,既有声音符号的传递,也有歌手身心的直接参与。读者用眼睛完成阅读,其结果是产生了客观性和距离感;受众同时用眼睛和耳朵接受歌谣故事,加之置身演述场域当中,而且常会做出积极反应,与演述人互动,也就直接参与并影响了文学生产过程。

  上面列举了口头文学和书写文学的诸多不同之处,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无论二者之间有多少差别却仍共享着诸多相同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语言的艺术”,都要通过对语言的艺术化运用完成文学的生产与接受。所有与语言的艺术特性相关的方面,所有与文学的基本法则相关的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这两种文学直接相关。在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各民族史诗歌手通过向全国观众演述口头史诗的经典片段,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口头文学和口语艺术的魅力,体会到为什么说这些伟大史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提升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存续力”

  学术家园: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研究口头的文学?

  朝戈金:就全人类的情况而言,语言发明和使用在先,文字发明和使用在后。有学者经过研究说人类会说话的历史距今已超过10万年,而我们所见最早的文字距今不过几千年。总之,语言历史久且数量多,文字历史短且数量少,这是有根据的——不久前的全球语言数量统计结果是大约7000种,而书写系统只有几百种,其中还包括不少废用的古文字。在人类发明和使用文字的这几千年里,占压倒性多数的人口是文盲,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掌握文字的是少数人。

  回到文学领域来,口头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传承非常广泛,差不多涉及每个人。书写的文学是从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主要局限于“阅读人口”当中,影响范围主要在书写文化里。总之,综观整个人类的文学发展历程,如果说口头文学是遍在的,那么书写的文学则是局部的。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的成人文盲率占总人口的九成上下。所以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口头的文学是“大端”,书写的文学是“小头”。只不过书写的文学作品大多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寸累铢积,蔚为大观,而口头文学的艺术吟诵是“大风中的歌”,多随风消散,百不存一,给今天读者的印象,就是历代诗人作家名流辈出,反观口头歌手则是“月明星稀”,不大得见。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众多进步学者转而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文学。仅就20世纪而言,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感召下,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写过《平民文学史》,30年代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都是将注意力从精英文学转到草根文学。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远久的过去,就会知道古代通过“采诗之官”从民间搜集口头文学以“观风俗,知得失”的道理。那么今天的我们就更需要放低姿态,好好做民众的小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造,以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建设和文明进步。

  学术家园:随着三大史诗在保护传承研究上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在此方面面临哪些新挑战新机遇?

  朝戈金: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当前面临种种挑战。

  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传统的文化生境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口头传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曾说社会进步会令神话失去存在的土壤,指的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与观念意识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

  再一个是,进入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人员、资讯、技术、货物、金融等的加剧流动,教育的大幅度普及,旅游、战争、灾害等的冲击,都令地域性、传统性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还有,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口头交流和书面阅读之外有了电子传媒,就再次降低了参与信息技术的门槛。多媒体形态的电子化传播,从传统文化守护者的立场看,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传播令传统文化有了极大扩张的机会和可能,晚近大数据统计的我国非遗对网络的利用,数据十分惊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的直接性、具身性和参与性,就被网络技术制造了疏离——虽然瞬间无远弗届,但失去了直接的语境。不过,不能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从来就有智慧和能力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在新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获得发展。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存续力”的总结,就是有力的证明。例如藏族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改造,就是一例。在传统演述形式之外,近年出现了格萨尔的马背藏戏,出现了“艺人之家”的建设和相应歌手传承的安排,出现了传统格萨尔故事的当代影视改编等。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一方面要考虑通过制度安排和工作设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智慧和自主权利,让他们放手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因为他们才是文化的主人翁。

  在文明互鉴中加强对史诗的中国式阐释

  学术家园:中国三大史诗与其他文明的史诗相比,具有哪些特色?近年来,您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在您看来,三大史诗的研究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朝戈金:将中国史诗传统放在全球史诗的巨型画廊中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史诗具有诸多突出的特点。

  简要说来,第一,中国史诗是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最为人所知的史诗,如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日耳曼、法兰西、英吉利等的史诗,今天都只能见到文字文本,也就是口头诗学所谓“书写的遗骸”,已无从知晓当时的口头演述情况。中国境内存续至今的大量史诗,至今都保持活的口头演述形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标本与活体,哪个包含更多的信息,这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中国史诗形态多样,类型丰富。曾有学者说,就文化生境的分类而言,世界上有海洋史诗(如古希腊),森林史诗(如印度)等重要类型。中国史诗主要是“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等与特定文化生态紧密联系的史诗类型。另外,中国史诗的三个主要情节类型是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和创世史诗,这些都是对全球史诗谱系的很大丰富。第三,涵盖多种语言系属。史诗通常被认为是各民族语言艺术的高峰,在中国,以一国之内的史诗涵盖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等诸多语系,就语言的丰富性而言在全球堪称独步。总之,中国史诗以其丰富性和独特性,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见证,更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非常好的渠道。

  学术家园: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的理论阐释,加强理论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您有怎样的思考?

  朝戈金:在中国人文学术的阵营中,尤其是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近年来中国史诗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成绩是突出的,这主要体现为我国的史诗工作,贯彻了从确认、建档、研究、维护、保护、促进、弘扬、传承到振兴等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从新世纪以来,我在多个国际组织的文化活动中,在学术机构的专业活动中,都多次介绍过中国史诗工作的成果和经验,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积极的正面的回应。近20年来,中国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主要从非遗保护工作的经验交流方面,以及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建设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性对话和交流,不仅广泛吸收和学习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将中国学者的思想带到国际上,尤其在民间文艺学的学理性思考上,以及对国际非遗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反思和建设上,提供了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智慧和洞见。史诗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对史诗的中国式阐释,因此具有了人类的意义。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24年02月26日 第 9 版)
【本文责编:李中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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