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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由齐鲁书社推出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获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以山东百村田野考察为中心”资助，并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目前出版的6册，选题偏重于民俗学的田野研究，作者群体主要来自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包括：张士闪著《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赵世瑜、张士闪主编《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朱振华著《扮玩：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李海云著《空间、边界与仪式传统：潍北的乡村生活》，张帅著《个人叙事与地方记忆：鲁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张兴宇著《梅花拳与乡村自治传统：冀南北杨庄考察》。
张士闪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田野调查，华北地区“官民交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其关注点之一。2012年初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将礼俗研究立项，促使他循此思路深入探究，同时也对自己长期的田野工作展开反思。围绕这一项目，张士闪教授以“田野中国”的名义组织了多个小型论坛或学术沙龙，还邀约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共同召集了四个会议，即“礼俗互动中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2013年）、“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2014年）、“礼俗互动：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2015年）、“礼俗建构与中国社会传统”（2018年）。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与学界同行讨论的内容已不拘于近现代，地域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山东百村”，但话题始终围绕“礼与俗”展开，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由赵世瑜、张士闪主编的《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一书，便是对上述研讨成果的遴选结集。
在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学术团队的推动下，“礼俗互动”话题近年来引发了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浓厚兴趣。民间生活中“俗”的存在，与国家政治中“礼”的运用，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内在于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文明之中，惟在话语形式上“各表一枝”、各有传统而已。“礼”“俗”之间，作为描述人类文明中二分的概念，引发了丰富的学术联想，促进了诸多学者的深入思考，颇受学界关注。就上述四次研讨会而论，就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话题：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俗是二元还是一元（赵世瑜）；各社会阶层如何表述与运用礼俗话语（张士闪）；《周礼》被中国社会奉为圭臬却缺乏执行“细则”，《宋书》中关于乡里设置“各有旧俗，无定制”的概括等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历代政权青睐某种“大率”的弹性政治风格（罗志田）；近世中国是否存在“秘密社会”，如果有，为什么要制造出来、怎样制造（科大卫、贺喜）等等。更可喜的是，会议吸引了包括博硕士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广泛使用各类田野与文献资料，深入发掘本土社会中的“礼俗互动”机制，其中就包括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众多在读的研究生，如李生柱关于打醮仪式与地域社会网络编织的研究，朱振华对乡村年节“扮玩”社火表演活动的深描，李海云关于孙膑崇拜的正统化脉络与地方化过程的研究，张帅对于矿区老人群体与地方历史记忆的关注，张兴宇对梅花拳与村落自治组织的互嵌关系等等。在这些年轻作者的研究中，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关注中国本土社会中大众生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礼俗互动”意味十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田野优先”，以鲜活生动的实证研究，显示出礼俗传统在当今中国依然发挥着的重大作用。
传统学术普遍将民俗误认作民间专享的文化，努力寻找民间精神的“独立性”。究其根本，是忽视了国家诞生以后“礼仪下行”的强大作为，也低估了知识精英“以礼导俗”的文化创造性与社会引导能力，看不到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之间的多维互动与微妙关联。的确，父老乡亲讲礼论俗，与国家制度或精英典籍中的礼俗话语不见得一致，而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并非一以贯之，知识精英的礼俗话语亦多随时变，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不管是哪一社会阶层，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礼”“俗”之类话语引以自律，这说明在诸多社会差异的背后有文化逻辑的互通与共享，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同一性可能就建基于此。秉持这样的眼光，发掘乡村的民俗传统，就会有新的追问：父老乡亲为什么要将自身“民俗”的一部分界定为“礼”？乡村精英在援引“礼”的话语建立权威之时，如何确信就是国家之“礼”或是符合国家礼制的精神？即便乡野之“礼”与国家之“礼”明显有异，却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统合伦理、化解纠纷、运作公益等实际效用，并获得国家行政的稳定支持，何以致此？
扪心自思，如果说中华民族是多族群的集合，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对多元地方文化的融汇、提炼中形成的，那么与礼俗相关的话语形式与社会实践，则涉及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持续共享的“文化密码”。循此脉络，融通历史与当下，或可“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田野研究的优势，是可以直接触摸已在民间存在久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一些知识和思想，无论它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如村志、族谱、庙碑、俗语、节庆、礼仪等等），还可以持续观察它们为民众继续使用的过程与样态。从“礼俗互动”的传统来看，这些知识和思想总是以贴近国家礼仪正统自命，并不完全属于民间，而内在于国家一统进程中。
张士闪教授团队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地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以“礼”“俗”为表征的不同话语流向，并呈现出多主体交互建构的特征。他们认为，这与国家一统进程中国家政治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的“国家化”的同时发生有关。一方面，作为一种国家政治模式的“礼俗互动”，涉及国家礼仪制度、精英教化实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交互关系，从而在中国社会内部创设出调谐、制衡的灵活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地方传统的礼俗，因应国家之“礼”而在不同时期有着多义衍生与多元表达，映照出国家一统进程中礼与俗相互建构的完整过程，并在广泛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地化表达与日常生活支撑。然而，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这从历史上“据俗成礼”“礼化为俗”“礼俗共处”“礼俗冲突”“礼俗运用”等纷繁不一的话语形式即见一斑，需要通过艰辛发掘和不懈阐释，才有可能窥知其来龙去脉。因此，现在这套丛书的研究仅仅是起步，是漫长探索的开始。
近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与齐鲁书社共同主办“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谈礼论俗，畅所欲言。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刘铁梁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弥补传统学术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忽略，张士闪教授的学术团队努力理解我们本土的文化，在不断深入的工作中体现出可贵的学术担当精神，特别是他提出的“田野中国”论题极具包容性，展现出一种多学科的对话形式，完全符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建构民俗文化学、创建中国民俗学派的愿望，也符合费孝通先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陈泳超不约而同地提到，张士闪教授及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的最强优势在于扎根田野，当他们以礼俗的眼光来看田野，就在纷纭复杂、具体实在的各地社会生活中，窥见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实践的模式，特别是中国社会如何通过礼俗融合的政治智慧来管理“天下”、通约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以生成更多可延展的学术空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永林认为，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人起，创建中国民俗学派就成为众多中国民俗学者的愿景，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者长期扎根田野，深入民间调查，注意与民众之间的视域融合与文化同构，助推乡村发展，已经形成了某种“有温度的田野”的研究风格。他们脚踏大地做学问，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奠定了基础。
纵观一部中国民俗学史，“礼俗互动”可谓血脉不断。如果说20世纪初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将与传统之“礼”相对的“俗”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揭开了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序幕，那么在百年之后，中国民俗学者普遍走向田野，试图重新发现礼与俗的同一性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运行机制，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北大歌谣运动的遥相呼应。这套《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的推出，也就并非偶然，而自有历史宿因。按照张士闪教授的说法，它秉承了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闻一多、丁山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深厚的民俗学术传统，并直接受益于80年代以来关德栋、李万鹏、山曼、刘铁梁等一代学者的薪火相传，是新一代山大学人面向新时代推出的集体之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山东民俗学” 2020-10-08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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