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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2-27 | 点击数:708
 

  摘要:四部分类中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是历史概念。明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促成了“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的转变。近代以来,传教士率先兴办儿童报刊,利用通俗白话故事进行宗教宣传,引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警觉和重视。为了争夺文化市场,中国报刊纷纷以白话取代文言、故事取代小说,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故事市场的充分发育引起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它当作民俗文化的代表,从不同角度进入研究。周作人主张的童话研究与顾颉刚创立的故事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反映了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不同学术团队之间对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故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术,正是在这样一种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争夺中不断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
      关键词:历史故事;白话故事;童话研究;故事研究;顾颉刚



       “民间故事”“故事研究”“故事学”都是现代学术的概念,我们很难在古代话语体系中找到对等含义的学术概念。为了辨析故事概念的转变,我们必须先确认一个参照坐标,也即现代学术对故事概念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民间故事的解释是:“民间散体叙事文学的一种体裁。又称‘古话’、‘古经’、‘说古’、‘学古’、‘瞎话’等。民间故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泛指流传在民众中与民间韵文相对的民间散文叙事作品;狭义的民间故事指除神话、传说之外的,一系列具有神奇性幻想色彩或讽刺性奇巧特点很强的散文叙事作品。”本文讨论中对“故事”一词如无限定或特别说明,均用其广义概念,泛指民间流传的口头散文叙事作品。

一、正统文人笔下的“故事”与“小说”

  “故事”一词虽屡屡见载历代典籍,但在古籍中并不作为文类概念,多作先例、旧制、故业、历史事件解。以《史记》和《汉书》为例,(一)表示先例、旧制,如:“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又:“(孝平帝)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颜师古注称:“故事者,言旧制如此也。”这是“二十四史”中“故事”一词最常见的用法。(二)表示故业,如:“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苏代想承袭苏秦的事业。(三)表示历史事件,如:“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有人将述故事比之于《春秋》,说明故事就是记事,只不过《春秋》是记录,司马迁是整理。
       总之,我们可以将这些典籍中的“故事”理解为一个历史概念,即“前人做过的事情”或“前人定下的先例、规矩”。颜师古引应劭注《汉书》“掌故”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他自己也有进一步说明:“掌故,太史官属,主故事者。”也就是说,太史官中有掌故一职,专司故事,这跟我们今天用为文学概念的“故事”有本质差别。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汉武帝故事》等10种后缀为“故事”的图书均归入“史部·旧事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直接设有“故事类”,归在“乙部史录”麾下。
       我们知道,指向现代广义故事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传承主体为“民间”;传承本体为“口头散文作品”。循着这两条途径,我们可以从古代话语体系中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概念,即“小说”或“笔记”。
较早对小说以界说者,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历代官修志书均沿袭之。此说基本符合广义的故事概念对于传承主体及传承本体的定义要求,所以鲁迅认为:“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稗官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者。而所谓的小说家齐谐、夷坚、虞初之流,也即当时著名的民间故事家。刘守华甚至直接把宋代笔记小说《夷坚志》称作“宋代的民间故事集成”。周楞伽也说:“小说,说之小者也。准此,则先秦诸子书中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无一不是小说。”
       从西汉直到清代,正统文人笔下的故事、小说两个概念的变化都不大,基本沿袭上面几种用法。比如清代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魏源的《元史新编》均设有“故事类”,依然将其置于“史类”“志”的大目之下。
       近代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中设有故事类编,但他对“故事”的解释是:“事无主名,不能以人系者,辑为故事、杂事两门,统朝野记之。常然者入故事,偶然者入杂事。”说白了,故事就是尚未写入正史的潜规则、日常琐事。这算是传统故事观的一种解读。

二、明清白话小说中的“故事”

  那么,老百姓口头文学中的“故事”概念该从哪里找呢?最好的办法是从明清白话小说中找,因为白话小说面向市民、面向市场,多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文学大众化的文本体现。正如吴承学指出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不同之处在于,晚明的变革只是中国传统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而‘五四’则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思想原动力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在思想上,大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四’新文学所谓口语化、走向民间等思潮,就是在文学上的大众化表现。”
       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并没有出现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但是,到了冯梦龙的“三言”拟话本,故事开始脱离历史的窠臼,逐渐向文学靠拢。在最早成书的《喻世明言》中,故事尚是文学化的历史,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滕大尹鬼断家私》)“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张道陵七试赵升》)而在最晚成书的《醒世恒言》中,故事的内涵越发多样,虚构文学的意味更加浓烈,如:“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徐老仆义愤成家》)“我又闻得一个故事。”(《大树坡义虎送亲》)在这里,既有“说故事”“讲故事”,也有“闻故事”,故事是作为一种“说”“讲”的文学形式被言说的。
       但故事并不指称口头讲说的全部叙事文学,而是特指讲述“希奇事”的文学作品,所谓“世上希奇事不奇,流传故事果然奇,今朝说出希奇事,西方活佛笑嘻嘻”,指的就是故事的传奇性特征。最能体现明清以来民间文学故事观的白话小说,当属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
       艾衲居士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杭州遗民,其“闲话”即是故事。该书开篇即说,夏天的豆棚下,“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在这里,故事与新闻并举,或许“旧事”的意味重一些。《红楼梦》第39回凤姐对刘姥姥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
       对于听众来说,无论故事还是新闻,关键在于“异闻异见”,并不讲究其真实性。正如听众鼓励说故事的人:“如当日苏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也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人。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那讲故事的人也解释说:“在下幼年不曾读书,也是道听途说。远年故事,其间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只要一时大家耳朵里轰轰的好听,若比那寻了几个难字,一一盘驳乡馆先生,明日便不敢来奉教了。”这段解释,上升到故事理论的高度,就是普罗普的形态学观点:“(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可见在明清时期的杭州,人们对故事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故事观念。
       《豆棚闲话》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指出了故事的口传特征、传奇性特征、变异性特征,以及职业故事人现编现创的创作特点等。比如,在第八则故事中,讲故事的少年解释其故事“我是听别人嘴里说来的,即有差错,你们只骂那人嚼蛆乱话罢了”,众人则解释“不管前朝后代,真的假的,只要说个热闹好听便了”。在少年的故事中,又出现一个名叫孔明的瞽目说书人,自称“品竹弹弦打鼓,说书唱曲皆能”,试演时,“孔明也就把当时编就的《李闯犯神京》的故事,说了一回。又把《半日天》的戏本,唱了一出”,这段描写说明,听众是认可现编现说故事的。
       但小说毕竟是文人创作的,所以在这些白话小说中,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往往交替出现。正统文人的故事观将故事视作常态的、循例的事务,因此常常出现“虚应故事”(敷衍了事)的说法,如:“若官府不甚紧急,那比较也是虚应故事。”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会依着民间故事观,将故事视作非常态的、例外的事务,因此又会出现“闹故事”的说法。如《红楼梦》第61回:“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第62回:“我说你太淘气了,足的淘出个故事来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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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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