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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诗研究逐步发展成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学。文章以“机构—学科”为视角,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学术治理为主线,同时结合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文本观念的革新、理论方法论的拓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勾勒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大致轨辙和学科建设的若干相面。而超越对史诗本身的研究,探讨“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学科化发展进程,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深拓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学术空间,也当成为清理中国史诗学70年总体格局及其走向口头诗学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史诗传统;口头传统;口头诗学;方法论;中国史诗学
中国国内对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间几经沉浮,大致厘清了各民族史诗的主要文本及其流布状况。但成规模、有阵势的史诗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种“延宕”的终结多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于1979年成立伊始就将长期缺乏系统观照的史诗这一“超级文类”设定为重点研究方向有密切关联。
党和国家历来就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先后将相关科研工作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1996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重点管理项目,“中国史诗学”也先后成为所、院两级设置的重点学科建设目标,相关举措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事业也起到了主导性的学科规制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以史诗研究的观念突破为发端、以口头传统作为参照系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引领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转换。因而,我们不妨以“机构—学科”为视角,围绕民文所老中青三代史诗学者的学术实践,集中讨论“口头传统作为方法”的学术史意义。
一、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到“中国史诗研究”
在百年中国民俗学历程中,相较于其他民间文学文类,史诗研究起步较晚,学科基础也相对薄弱。这大抵上反映了中国史诗研究从萌蘖、兴起到发展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而这种“行道迟迟”的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这种迟滞也潜在地驱动了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大量“作品”的面世,既为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提供了更多的理论生长点,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代际对话的自反性视野。
1983年8月,“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与会人数过百,堪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史诗研究总动员。但相关文献显示,参会论文中涉及理论研究的仅占3.5%,主要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史诗观。尽管这次会议没能在学理层面形成深入对话,但其中也有若干文章涉及史诗类型问题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文所专门组建了史诗课题组,以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杨恩洪、郎樱为代表的第一代史诗学者勇挑重任,开启了比较系统的学术探索之路。他们基于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形成了一批梳理资料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研究报告和著述。与此同时,在史诗富集区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也出现了一批孳孳矻矻的各民族学者。他们在那个时段发表或出版的若干学术成果丰富了史诗理论研究的内涵,尤其是在史诗类型问题上形成了持续性讨论,至今依然具有张力。但从总体上看,民文所史诗课题组倚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源和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制度化支持,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集体科研活动,学术机构的决策导向和团队力量也由此得以显现。史诗课题组相继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1990—1994)和“中国史诗研究丛书”(1999)两批成果,其间杨恩洪有关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专著(1995)也适逢其时地面世了。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面貌和整体水平,也呈现出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设置的时代特征。例如,“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立足于三大英雄史诗和南北方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丰富资料,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代表性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史诗研究体系的工作目标。
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降边嘉措和杨恩洪的《格萨尔》研究、郎樱的《玛纳斯》研究,以及刘亚虎的南方史诗研究构成这一时段最为彰显的学术格局:在工作路径上,研究者大都熟悉本地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传统,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互证;在史诗观念上,从口头史诗文本、演唱史诗的艺人、热爱史诗的听众三个方面提出“活态史诗”的概念,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参照书面史诗的囿限;在传承人问题上,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艺人的习艺过程及其传承方式,提出了艺人类型说和传承圈说;在文类界定上,不再“取例”西方,从英雄史诗拓展出若干史诗类型和分类方法,兼及同一语系或语族内部或文化区域之间的史诗比较研究。而两套丛书的先后推出,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到“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也以“题名”的更变折射出这一时期史诗学者“孜孜策励,良在于斯”的学科创设蓝图。
2000年6月,民文所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中国史诗研究丛书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各方专家对“五部专著”的出版意义和中国史诗研究格局的初步形成有一致的评价。钟敬文在发言中特地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他的欢欣: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民族在庄稼收割开始的时候,把最初的收获叫“初岁”,要献给神灵,表示庆祝。那么这五部书就是中国将来要建成的雄伟的学术里面的一个“初岁”,预兆着未来的更伟大的收获。
当然,这个“初岁”的来临与史诗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正如尹虎彬所言:“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这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的确,这段话中提到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作为一个外来术语,那时已经“登陆”中国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20世纪西方民俗学“三大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的渐次引入和本土化实践,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创造性活力,出现了若干新的气象,学术的格局、理路、方法、追求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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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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