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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拟与消解
——1949—1966年“搜集与整理”问题的再思考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3-04 | 点击数:1189
 

摘要:口头叙事相较于书面文学而言,其文学形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文本。搜集资料,将民间文学文本“固定化”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建立民间文学资料总藏则是民间文学领域的终极追求。1949—1966年间,“搜集”不再仅仅限于网罗材料,它与“整理”“改编”等成为民间文学话语系统的重要概念,也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文章通过对搜集整理问题讨论中钟敬文编纂、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初编)》,刘魁立和董均伦、江源就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所展开的讨论,《牛郎织女》入选中学《文学》课本,民间文学搜集“十六字方针”形成等事件,呈现了民间文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学,以此接驳并回应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国家话语,同时民间文学领域也试图进行民间文学批评话语的构拟,只是在“研究”与“鉴赏”被区隔之后,民间文学自主批评的话语渐趋被消解。

关键词:搜集整理;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新人;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研究员。


  一苇的《中国故事》出版后,各种评论接踵而至,认为此著作是“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故事集,并将一苇视为“中国的卡尔维诺”,但也有其他批评之声。在《中国故事》的讨论中,全面、集中的评述当属刘守华《关于民间故事的改写———为一苇<中国故事>作序》以及涂涂《中国故事的湮没与重生》。前者,可以说是一位从上世纪60年代走来的老一代学人对于民间文学领域长期以来的“实证主义”研究的学术反思,“民间故事虽是集体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可是我们见到的故事文本,都是有口述人和记录整理人的,……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在故事末尾注明口述人、采录人,这是科学性的体现。你把原作进行适当加工写出来,我赞成用‘整理编写’来标明。”“搜集”“整理”“改编”这些现在看来陌生的词,曾是1949—1966年间民间文艺学的显性话语,反映了民间文学领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尝试。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话语在民俗学实证主义研究语境中逐渐被遮蔽。

  口头叙事和书面叙事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就文学形式而言,口头叙事没有固定的文本,“即便是最低程度地诉诸书写,它们所获得的固定性(fixity)也会超越真正口头创作的程式化语汇”。因此从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开始,搜集资料就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第一步。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刘半农提出所搜集歌谣应是“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寓意深远有关格言”,“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等,这既是将民间文学文本“固定化”的第一步,也呈现了对于民间文学赏鉴与批评的标准。胡适、董作宾也表述了民间文学的文学赏鉴意义。胡适认为对于民间“风诗”,“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得它们“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董作宾则强调民间文艺与平民文化、民众心理的关系。

  《歌谣》周刊《发刊词》所强调的歌谣搜集之学术与文艺的目的成了民间文艺研究的文学与民俗的分野,但无论哪种目的,民间文学搜集都有“标准”,只是前者注重寻求民间文学存在状态之“真”,后者则倾向于“发现新诗”,所搜集文本都是“过滤”后的民间文艺。鉴于所讨论的问题,对于民俗学之民间文学搜集暂不加以阐述。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伴随新文学运动兴起,20—30年代民间文学与“到农村去”、工人运动、左翼文学等紧密相连,40年代延安时期对民间文学的大力发掘与积极利用,都关涉民间文学的搜集,只是“搜集”的标准以及对其“文本”的美学判断不同。延安时期李季在陕北三边一带搜集民间文学,并于1944年7月20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救命墙——三边民间传说》。这则传说主要讲述王老汉勤俭持家的智慧,经过李季整理,转换成“固定文本”。文本没有提及讲述者。通过后来将其纳入《王贵与李香香》创作可知,李季对其整理突出了“穷汉”等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和文艺标准。

  北京大学征集歌谣,其办法为“嘱托各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这一搜集既是中国采风思想之延续,也蕴藏了建立民间文学资料总藏的思想。1937年,胡适提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歌谣调查,希望同仁在现有基础上,用二三十年时间“完成全国各省县的歌谣收集和调查”。在这一学术承袭中,民间文学的搜集与取舍,其实也是构拟文学批评与评论系统的成果,正如周作人所说———“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打破古典文学“僵化”的文艺价值观和批评体系。这一理念到延安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延安时期解放区对于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与中国传统采风完全一致。《陕北民歌选·凡例》中详述了编选标准与目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且由于政府的力量,它以国家话语的形式推广,民间文学编选搜集开始在全国各地域、各民族范围内展开,当然只是到了80年代三套集成才全面完成。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以及理论成就与1949—1966年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息息相关。

  1949—1966年间,“搜集”不再仅仅限于网罗材料,它与“整理”“改编”等成为民间文学话语系统的重要概念,也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如果从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民间文学具有永恒不变的一个本质,所有的研究都是要探寻它。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初被视为与社会历史情境和一般文学相关的问题,认为其无法触及和追寻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本质,但恰是在这非本质主义的探讨中,关注到“知识应用的情境性,认为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境”。因此爬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就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展开,在情境中探寻问题背后学术思想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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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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