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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大家乌丙安”与“大家的乌丙安”
  作者:杨秀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01-24 | 点击数:2908
 

  乌丙安(1929— ),蒙古族。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专著。

  得识乌丙安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校内各种讲座中,屡被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幽默自如的表述所吸引。后考入先生门下,从习民俗学。硕士生三年的光阴很快过去,我与先生的往来却没有因毕业而终结,至今仍在延续。20余年来,每遇先生,或专事叩问,或无事闲居,涉学术,谈人生,皆收益良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乌先生这里,当无毕业之期。

  记得1998年夏天,在青岛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故交新学聚拢在乌先生的房间里相聊甚洽。乌先生注意到几位前来讨教又不敢开口的惴惴后生,便发挥他的风趣与随和鼓励道:“有问题就敞开了问,别拘谨。我是大家的乌丙安,都有份。”哄堂一笑中,后生释然。“大家的乌丙安”——这既可视为他的自我定位,也是同行学人的不尽福惠。

  结缘民俗学研究

  乌先生1929年冬出生于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家庭,年逢饥荒,家道渐衰中,又惨遭少年丧母。幸运的是家族中一直很重视教育,乌先生得以接受了完整的小学和初高中教育。课余之际,他还热心尝试文学创作,在当地一些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1949年6月底,他只身离家,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他边打工边备考大学,最后考中四所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山西大学财经系、华北大学园艺系和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考虑到家中经济拮据,他放弃了收取高额学费的燕京大学,选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享受其甲等助学金,基本上保证了生存无虞。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之后,他又是边读书边在高中代课补贴日用。乌先生用三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毕业,并留校任教,随即给教育系学生讲授现代散文与写作课。当了半年大学老师,获悉高教部要在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经推荐,他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1953年8月顺利入学,师从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从此,他便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深缘。迩来60余载,乌先生用他自身的执着和练达,成就了“大家乌丙安”。

  “为人好师”的教学生涯

  师范院校出身的乌先生“好为人师”,也着实赢得了“为人好师”的荣誉,屡屡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可以说,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教学实践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范理念做了极好诠释。

  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乌先生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该系1958年并入辽宁大学),给中文系本科、专科共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深受学生喜欢,又课外指导学生创办民间文学刊物《青苗》。他个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成果也乘着年轻之势陆续刊发。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7月,乌先生开始遭受“反右斗争”批判。1958年3月,因一篇文艺评论被错划为“右派”,在省市各大报刊上遭点名批判,先是被遣送到辽北农村修水库,随后又被送到辽西矿山接受劳动改造。这样,乌先生的教学生涯被迫中断,转身投入到“外练筋骨皮”的繁重体力劳动中,体能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严峻考验。直到1962年春,“右派帽子”才被摘掉,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接踵而至的“四清”和“文革”,又“眷顾”了乌先生,1969年冬,乌先生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继续改造。这一去就是九年多,直到1978年秋才返回辽宁大学。几番波折后,乌先生在大学里专心于他的民俗学教研等工作,直到70岁退休,才离开教学一线。

  1980年3月,乌先生在辽宁大学首开“民俗学”系列讲座,组建辽宁大学民俗学社。第二年3月便开设“中国民俗学”的全校公选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文科系统讲授民俗学课的首次拓新。1982年秋,高教部批准辽宁大学民俗学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乌先生任研究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担负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的民俗学教学任务。同时担任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苏联及蒙古五名副博士、日本三名硕士生的导师,亲自指导国内外研究生40多名。他还先后举办了六期民俗学专业高级研讨班,来自国内17个省、市、自治区,包含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羌族、维吾尔族、撒拉族等各民族的100多名学员通过了结业考试,这些人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数十年的言传身教,乌先生不仅把他对民俗学的理解、认知悉数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当是传给学生的满满的学术热情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乌先生用他自身的感染力不仅唤起学生对民俗学的“知”,还有更多的“好”与“乐”,赋予看似枯燥的学术研究以极大吸引力。这也是为人好师的必备实力与感召力。

  广泛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立足本校教学之余,乌先生还经常应邀到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讲学、讲座活动。

  1984年5月,乌先生应联邦德国汉学、民族学中间会议邀请,向在圣奥古斯丁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同年8月,被吸收加入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1985年,受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赴日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中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和考察,并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神话、民间故事和民歌的讲演,受到日本学界欢迎。随后,1987年11月和1989年3月,再赴日讲学。1989年5月,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乌先生担任专题论文报告会执行主席,会上宣读了论文《萨满教与民间英雄史诗》。同年6月,应邀前往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题讲学,并对德国的哥丁根、蒂宾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和汉堡等地的大学、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了六个月的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9月,应邀从法国巴黎转赴汉城出席首届亚细亚民俗学大会,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1992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持了中国辽宁农业民俗展览会;1994年应邀在柏林召开的中国变迁中的农耕民俗国际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著书立说成果不俗

  擅长言传的乌先生在著文立说方面的成果也同样不俗,从他的《民俗学丛话》到《中国民俗学》,再到《民俗学原理》,这三部曲式的著作更是逐步引向深入,构建出了比较完整的学术格局,在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民俗学丛话》于1983年6月出版,全书由“多子的石榴——关于民俗学的概念、范围”、“枣、栗子——关于民俗的特征”等15个专题组成,都是从生活中常见的俗物俗事入手,通过“说故事”的方式循循善诱,引入问题意识,来阐发民俗学理论。全书语言活泼灵动,深具散文功力。《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当年都刊文报道过,并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在此基础上充实、修订而成的《中国民俗学》一书于1985年8月出版,属于概论式的教材用书。学界评价此书:“不同于我国民俗学出版史上的任何一部理论性专著,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30年过去了,它仍是如今许多高校必备的专业参考书。2001年1月,他的《民俗学原理》问世,从民俗的主体论、控制论、符号论和传承论这四论入手,论证民俗的养成和约束力等特质的形成原理及功能机制等。这本书,对于作者本人和整个民俗学科而言,都是里程碑式的突破与构想。

  除了这三本书,乌先生还著有《神秘的萨满世界》(1990)和《中国民间信仰》(1995)等专著。2014年1月,八卷本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正式出版。恰好乌先生所住的居民小区名曰“天龙家园”,他便在文集总序中讨巧地自称为“天龙八部”。“80后”老人的这八部书结集,其学术分量自然不轻,再加上他的上百篇论文、学术随笔及主编的多部书等作品,“大家乌丙安”的学术形象便见丰满。

  专心做学问之余,乌先生还一直热心于社会事务。与传统社会推崇的敏于行讷于言的内敛型君子风范不同,乌先生行与言并重,性喜张扬奔放,文笔与口才都居上乘。在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地方民族宗教委员会等组织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他又积极投身于政府主导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身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不辞辛苦,勇于担责,将实地考察与理论思考并重,并结合自身的民俗学背景和“非遗”特点,撰文辨析民俗文化与“非遗”之间的关系,对民俗学和非遗工作的后续进行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乌先生如今虽已八十有六,但仍精神矍铄,勤撰文,常讲座。内修学识,外扬个性。他自称“80后”,既有不输于时代、不输于年轻人的精气神,更有饱经岁月洗练后的从容与通达。正所谓,老去情怀犹豪放。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01月1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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