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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划分母题有什么重要性呢?汤普森的看法是：“世界民间文学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单个母题中的相似之处比完形故事中的更为常见。因此，假如我们要将全世界的传统叙事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以使之井然有序(举个例子说，就像科学家们处理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学现象那样)，那么就必须通过对单个母题加以分类的方法，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那些丰满的民间叙事，也正是这些简单的元素能够为全部传统文学的系统分类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10]可见，因为母题比类型更为细小，反复出现的频率更高、更具相似性，因此划分母题，能够为民间文学的系统分类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更便于世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刘魁立在谈到世界各国的类型索引和母题索引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对于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深层的研究，不能不对故事的母题进行分析。就比较研究而言，母题比情节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11]比如，围绕“泥土造人”这一神话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可以对世界各地的造人神话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兄妹婚神话的学者，也常常需要就这一类型之中的各个细小母题，例如世界大灾难(本索引编码850)、卜婚(153)、大灾难后人类的重新繁衍(970)、始祖结亲后生下怪胎(975)等一一开展比较研究，从而分析各个不同地域和族群在传播上的不同特点，探索特定母题中蕴含的宇宙观念或者与特定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寻求其中可能的文化传播规律等；甚至其他学科的学者，例如研究灾害或者怪胎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可以从母题中找到古老神话对于相关现象的分类和想象，从而拓宽资料和视野的范围。陈建宪曾以神话母题的划分为例，谈到母题分类法的重要作用：第一、将母题作为分类的基本单位，可以将数量巨大、难以把握的神话资料整理得有条有理；第二、母题也是“一个最佳分析单位”，由此出发，“既可以研究一个神话作品中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组合状态，又可以通过各个母题来源的分析，从纵向研究一个神话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还可以从横向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民族间相同母题的关系，了解神话的民族特点与文化差异。”[12]在迄今为止的神话研究史上，母题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
为便于研究人员的检索和比较研究，汤普森编纂出了六大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对民间故事、歌谣、神话、寓言、中世纪传奇、说教故事、故事诗、笑话和地方传说中的叙事元素的分类》(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 Ballads, Myths, Fables, Mediaeval Romances, Exempla, Fabliaux, Jest-books and Local Legends, 1932～1937, rev.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5-1958)，其中的母题来自于神话、民间故事、传说、民谣等诸多叙事文类，被按照从A到Z的顺序排列，A部分是神话母题(Mythological Motifs)，B部分是动物母题，C部分的母题涉及禁忌(Tabu)，D部分有关魔法(Magic)……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样，该索引出版后，也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民俗学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为了解众多母题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和分布状况、进而展开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曾盛赞该索引对于世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母题(motif)已成为民俗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概念。按照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的观点，具备运用斯蒂·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能力，成了民俗学家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也是使他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学者的决定性特征。”[13]
不过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第一、尽管作者参考的著述和期刊多达上千种，然而其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十分有限。索引第一版使用的有三本：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著的《汉文三藏经中的五百个故事和寓言》(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1910-1911)、英国汉学家倭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 1864-1954, 汉名为“文仁亭”)著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1922年初版)、美国学者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著的《中国神话》(Chinese Mythology, 1928年初版)。第二版增加了两种：德裔美籍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Typen chinesischer Märchen, 1937)、美国汉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1884-1961)的《四川苗族的民歌和故事》(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 1954)。[14]五部书的出版年代都比较早，所涉及的地域和民族也较狭窄，而且几部著述均为外国学者撰写，其中对于中国神话的介绍存在不少偏颇乃至于偏见。例如倭纳的书中就到处充斥着“中国神话贫瘠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而且他介绍中国神话时依据的资料主要是较晚期的宗教经卷和神怪小说等，在大多数中国神话学者看来，他依据这些资料所构建出的中国神话世界不免有些驳杂散乱、光怪陆离。[15]资料的局限为汤氏的索引带来了局限：该索引并未充分展示中国神话母题的特点，比如中国神话中流布广泛而且形式多样的补天母题(本索引编号237)、始祖卜婚母题(153)、射日(232)等，在该索引中几乎完全未能得到反映；中国神话中十分丰富的神祇的婚姻母题(150，汤A164)、治水母题(1000，A1028)、感生母题(111，T540)、神的死亡母题(270，A76、创世者的死亡，A192、神的死亡或离去)等，汤氏索引中都较少(A1028“洪水的结束”下只有两条)，而且呈现分散，不便查找，比如“感生”母题，在A类的“神话母题”中几乎没有，要在另一册T类的“性”母题中去查找(T540、神奇的出生)；始祖的兄妹婚姻在A类中有(A164.1、神的兄妹婚姻)，在T类中也有(T415、兄妹/姐弟乱伦)。
第二、在母题的编排上有一些不妥之处。金荣华曾批评它“归类不妥处有之，排列不妥处有之，失诸琐碎而无实际意义者有之。”[16]例如，神的婚姻与神的动物帮手、信使、斟酒人、魔术师等都被笼统地归为“神的相互关系”(A160)；A815是“地球立在乌龟背上”，A844又是同类的“地球立在动物的背上”，A815与A815.1“地球立在一只飘浮在原始之水上的蛇的头上”应为并立的逻辑关系，而不应是不同层级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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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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