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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民俗学出现“表演转向”以来，随着表演理论的不断发展，“表演”已经成为民俗学的一个基础性视角，并呈现出面向广义交流实践的多元表演观。进入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巨大变革深刻影响了人类交流实践的基本方式，同时也对表演理论带来了不少挑战。如何应对数字环境中出现的新兴表演实践，是摆在当下民俗学者面前的一项新任务。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俗学者安东尼·布切泰利创造性地提出“数字民俗表演理论”，开拓了将数字民俗应用于表演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进而实现对表演理论的创新。梳理近年来美国民俗学的数字表演研究发现，这类学术实践为民俗学的表演研究开辟了更丰富的视野，进一步拓展了表演理论的阐释维度。
关键词：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数字时代；表演；媒介
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民俗学领域逐渐出现了由关注文本转向关注语境的范式转向，“表演”（performance）的研究视角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于70年代陆续发表的《差异认同与民俗的社会基础》和《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更使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研究逐渐成为美国民俗学的重要方法。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为民俗学和语言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成为国际民俗学自历史—地理学派以来最具活力的理论之一。可以说，当下的“表演”已经成为民俗学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表演理论在民俗学不同领域的应用也进一步呈现了多元的表演观。
从20世纪末开始，人类逐渐迈入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数字时代”（Digital Age）。数字时代见证了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也见证了人类交流实践方式的快速更迭。这一时期，“传统上由民俗学家探索的许多主题，例如幽默、表达、传统、叙事传播、纪念、宗教和仪式等，都在数字世界中产生了新的或改变过的生命。”随着与数字媒介伴生的新兴表演实践不断塑造着新的表演形式，“表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国内民俗学在数字领域已有相关探讨，包括新媒介环境下的“日常生活革命”、互联网民俗、数字民俗等议题。然而，表演理论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阐释数字时代的表演？民俗学又如何进一步发展表演理论？目前，对这些前沿问题的探讨仍十分不足。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试图以美国民俗学为聚焦点，从中寻绎表演理论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
一、“表演”：民俗学的一个基础性视角
毋庸置疑，表演理论是当代民俗学领域影响最深远的理论之一，来自计算民俗学的数据直观呈现了这一事实。有学者从《美国民俗学刊》《西部民俗》《民俗研究杂志》等美国民俗学代表性刊物中访问了6778篇文章，并利用数据建模，从1888年至2012年的出版研究作品中划定了民俗学领域的50个主题，指出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便是“表演转向”（turn toward performance）。尽管如此，表演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处于不断被探索和批评的发展阶段。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出版20周年之际，曾有学者对其引文进行定量分析，指出该著的引用频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21世纪以来，美国民俗学界就表演理论产生了几次重要对话。
其一，在《美国民俗学刊》“《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的新视角”专刊的讨论中，吉尔·T.鲁迪（Jill T.Rudy）、帕特里夏·E.萨文（Patricia E.Sawin）、哈里斯·M.伯格（Harris M.Berger）和乔瓦娜·P.德尔尼格罗（Giovanna P.Del Negro）等学者指出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的一些问题和局限。例如，表演理论存在重表演者而轻观众的理论倾向；表演形式的构成要素缺少了情动（affect）的方面；缺乏对性别视角的关照；对权力关系的阐述存在预设性；难以超越表演事件、联系更大的历史社会结构；等等。对此，鲍曼在回应中澄清了其中的“误解”，也强调表演理论并不局限于民俗学的视角，而是从一开始便面向语言人类学，并受到来自不同理论框架的影响。
其二，在著名的“民俗学的宏大理论”论战中，表演理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以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艾略特·奥林（Elliott Oring）为代表的学者对表演理论表示担忧，他们希望民俗学产生一种超越微观主义的总体性理论，认为表演理论并非宏大理论，甚至称不上是一种理论。相反，最早就鲍曼和阿莫里克·帕雷德斯（Américo Paredes）等学者而言，表演理论并不旨在成为一种足以囊括所有民俗事象的普遍理论。毋宁说在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那里，“‘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的议题自1974年以来就几乎不曾停滞，而是从最初的关注单项表演的动态，发展为如今一个庞大、广泛且不断积累的关于文本性和传播的体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表演理论的对话不曾停息，这些多样性的声音共同反映了表演理论的动态发展过程，也恰恰证明“表演”已经成为民俗学的一个基础性视角。不过，尽管表演研究早已超越了“口头艺术”（verbal art）的边界，将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也“作为”（as）表演，但在学界的普遍印象中，表演理论仿佛只是针对口头艺术的研究方法。其实，鲍曼较早便指出表演具有的三重含义，分别是“作为实践的表演”（performance as practice）、“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和“口头诗学”（poetics of oral performance）。其中，口头艺术主要是第三重含义上的表演，这也是民俗学转向语境研究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鲍曼的表演观还受到许多学者的影响，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对“情境性语境”的主张；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有关新涂尔干式的“文化表演”；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交流事件”模式；梅尔维尔·雅各布斯（Melville Jacobs）的“风格观”；米尔曼·帕里（Mil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威廉·休·詹森（William H.Jansen）对“表演和接受”过程的强调。这些理论资源意味着鲍曼的表演观是丰富多元的，它推动了表演理论在广义的日常生活交流实践中的应用。例如，鲍曼于1992年编著的《民俗、文化表演和流行娱乐：以交流为中心的手册》（Folklore,Cultural Performances,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A Communications-centered Handbook）一书，其研究对象既包含传说、谚语、歌谣等口头传统文类，还囊括了体势、哑剧、舞蹈等身体艺术；手工艺品、服饰、面具和食物等物质文化；仪式、戏剧、节日、旅游等文化表演。以上内容都被作者视为表演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其置于表演的框架中来分析。可见，鲍曼的表演观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它的不断发展也深化了表演理论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民俗学的许多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表演”的概念及分析框架，或与表演理论直接产生对话。例如，芭芭拉·柯申布拉特-金布拉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的旅游研究借鉴了表演的视角，进而考察一种更具表演性（performative）的旅游方式。格里高利·施润普（Gregory Schrempp）也指出，当代学界对叙事艺术（尤其是将口头叙事作为一种艺术表演）的迷恋，对神话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地方艺术民俗化的研究中，约翰•H.麦克道尔（John H.McDowell）强调了表演在呈现文化多声性上的作用。诺伊斯的节日研究也展现了表演理论的重要性，她借此将社区的集体表演与社会权力及大规模的历史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在物质文化层面，普拉维娜·舒克拉（Pravina Shukla）探讨了人们如何利用服装进行身份形塑、社会交流和个性展示；乔恩·凯（Jon Kay）讨论了老年群体在制作、使用和展示手工艺品（地毯、手杖、乐器等）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表演的物质形式来表达自我认同和讲述生活故事。最近，有学者结合民俗学与环境研究，在实践意义上使用动名词形式的“表演”（performing），创造性地提出“表演环保主义”（performing environmentalism）的概念，探讨人们如何利用传统的表达资源来获取和传递有关自然环境的知识。这些研究体现了“表演”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不一而足，它们都指向了一个鲜明事实：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基础性视角，“表演”逐渐展露了在更广泛领域上的研究潜力，也进一步呈现出面向广义交流实践的多元表演观。
正如有学者形容的那样：“表演是一种形式，其内容像以太一样流动，像黏土一样柔韧；就像身体一样，表演是不断新生、从不固定的，但它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真实面——气味、声音、密度、形状——而这些终究是无法被表征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表演的内涵和外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表演理论也处于一个动态开放的、持续创新的发展过程之中。面对数字时代纷繁复杂的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秉持“表演”的视角和多元表演观有助于我们把握交流实践的本质，这正是在数字时代考察表演理论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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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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